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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作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名叫曲同丰的一位陆军中将，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又一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回去，说“北府”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段和张都向他们作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是什么保证都靠不住的。我拒绝了他们。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我父亲一面劝我，一面又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的弟妹们也都跑到德国兵营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了起来，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蒙古王公好像也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交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我的王公大臣们的腰板更硬了，拒绝出席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静生、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去参加，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弄出了十几箱东西运到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得有理，有骨气。对，不要！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
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又接受朝贺了。
许多遗老的心里是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的。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也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值得一提的是，从那天起我对金梁才有了新的了解。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嚎，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嚎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只知道这个人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嚎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作的苦心准备。诗曰：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忽梦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境，夕阳昏复明。余生唯一息，叩枕徒哀鸣。括弧内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过了旧历元旦，眼看又到了正月十三日，是我的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这个寿，不料主人更加凑趣，这次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铺上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也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顶大帽……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各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这是当时的礼单：一班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二班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三班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四班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志琦领衔；五班前清遗臣，郭曾领衔；六班外宾，庄士敦领衔。那天我穿的是蓝华丝葛长袍，黑缎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们也是这种装束，除了这点以外，仪节上就和在宫里的区别不大了。明黄色、辫子、三跪九叩交织成的气氛，使我不禁伤感万分，愁肠百结。仪式完毕之后，在某种冲动之下，我在院子里对这五六百人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这个演说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刊载过，并不全对，但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余今年二十岁，年纪甚轻，不足言寿，况现在被难之时，寄人篱下，更有何心做寿，但你们远道而来，余深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见，更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谈。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冒此危险。平日深居大内，无异囚犯，诸多不能自由，尤非余所乐为。余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牵制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优待条件系双方所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此次冯玉祥派兵入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余之不愿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必实感不快。即为民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宫，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宫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辱，一言难尽。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古物乎？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囚，未必如此苛刻？在彼一方面，言丁巳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依时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唯有静以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阶层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因我投靠日本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和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报导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又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符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其极大黑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