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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文献：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闻凡事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泯群疑，赴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晋文公借秦力以反国，必有栾、郤、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吴，亦有子西等归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在这各种不同想法里，静园里越不能安静了。而同时，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
二、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对出行的事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就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认为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领事不是来直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同时，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最好是立刻动身出行，日本军方是决心支持我上台的。
我在天津住了七年，对日本军政方面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点知识了。这时我对于军政双方的“发言权”上，也有了新的看法，这是和陈宝琛那一伙人不同的。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的朋友是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专门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定认为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就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不同，认为能决定我的命运的，现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凭着直觉，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同时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着，攻打着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也和我的直觉印象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不但使我飘飘然，而且更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为了代表英外交部来和中国政府办理庚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因此顺便前来看望。他为了我的“前途”表示高兴。他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序文，他说将在这书的最末加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回来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励。佟济煦先回来，说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铠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说的尤其充满了乐观：“奉天一切完备，唯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得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是随时可响应复辟的。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是促使我急于动身的因素。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真是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登出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静园”里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待下去了。
但是，尽管我一心想走，我毕竟是日本行政当局的客人，必须和总领事馆说通了才能行。我派了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我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认为并无危险，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还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糊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问问。不料吉田回答说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是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的。他给我出个主意，亲笔写封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糊里糊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这件事，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假的……
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意见分歧和暗中摩擦，令我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还没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指我）临幸沈阳”，请我暂时在津等候着。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也只好遵命静候了。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臧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