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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祁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秽闻”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他们十一月八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四、白河偷渡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祁继忠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曙街敷岛料理店。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敷岛料理店的门口了。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祁继忠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三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
“停——船！”
我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地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