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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交代，可以宽大处理。”这句话在我心里浮现出来，随后又渐渐消失了。
那时在我看来，“共产党”三个字和“宽大”总像调和不起来似的。尽管进入管理所以来受到的待遇大大出乎意料，尽管从报上屡次看到从宽处理“五反”案件的消息，但是我还是不能相信。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不久，有个别罪大恶极的贪污犯被判处了死刑，接着，报上揭露了许多资本家盗窃国家资财、窃取经济情报、走私、行贿，以及偷漏国税等等罪行，这时我不由得把这些案件拿来跟我的加以比较。我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几句话也另有自己想法。我认为即使那些宽大事例全是真的，也不会适用于我，因为我是“首恶”，属于必办之类的。
“坦白从宽”吗？——我苦笑了一下。在我的设想中，管理所长听我说出了这件事，知道受了骗，立刻会勃然大怒，狠狠地责罚我，而且追究我还有什么别的欺骗行为。我当初对待处于自己权威下的人，就是如此。
我不能去坦白，——我对自己说，小瑞他们还不至于真的能“绝情绝义”到检举我的地步。我把这件事拖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又轮到小瑞给我们送饭。我偷偷地注意到，他的神色十分严肃，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不但如此，他还对我的皮箱狠狠地盯了一阵。
不好，——我心里嘀咕着，他别是要有什么举动吧？
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小瑞忽然匆匆地又来了。他在我们房外停了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两眼刚才正是搜索那只皮箱的。
我断定他刚才一定到所长那里去过。我沉不住气了。“与其被揭发出来，倒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我心里说。
我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忙不迭地说：
“我有件事情要向政府坦白。我现在就告诉你……”
七、坦白从宽
“我溥仪没有良心。政府给我如此人道待遇，我还隐瞒了这些东西，犯了监规，不，这是犯了国法，这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长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长面前，低着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饰，发射着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动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宽大政策对我有效验的话，那么光彩就让它光彩去吧。
所长注视了我一阵，点点头说：“坐下来吧！”从这一声里，我听出了希望。
“你为了这件事，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吧？”所长问。
我避开了那个纸条，说我一直为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说的那些话里，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宽大处理。”
“那为什么呢？”所长的嘴角上漾着笑意，“是不是因为你是个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认了：“是的，所长。”
“也难怪你会这样想，”所长笑起来了，“你有你的独特历史，自然有许多独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不管从前是什么身分，坦白的都可以从宽，改造好的还可以减刑，立功的还可以受奖。事在人为。你这些东西当初没交出来，犯了监规，并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这说明你有了悔悟，我决定不给你处分。”
说罢，他命令门外的看守员去找保管员来。保管员到了，他命令道：
“你把那堆东西点收下来，给溥仪开一个存条。”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连忙站起来：
“不，我不要存条。政府不肯没收，我也要献出来。”
“还是给你存起来吧。你在这里点交。”所长站起来要走，“我早已告诉过你，对我们说来，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
我带着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的存条，回到了监房。同伴们正开讨论会，讨论着正在学习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本书里的问题。他们看见我回来了，停下讨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庆贺我有了进步。
“老溥，佩服你！”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视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刚一听到这称呼，我比听叫“先生”更觉着不是滋味，不过今天被他们叫得很舒服。“老溥，从你这件举动上，给了我启发！”“老溥，没看出你真有勇气。”“老溥，我有你这例子，更相信宽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谢。”等等。
我这里该补充说明一件事。自从我的衣物自洗自缝以来，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狈不堪了，而同伴们对我的尊敬也随着“先生”的称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于背后叫起我“八杂市”（哈尔滨从前一个专卖破烂的地方）来。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无知，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毫无顾忌的笑声。总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身分。现在他们再三对我表扬，我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这天休息时，我在院子里听见前伪满驻日大使老元对别人谈论这件事。老元这人心眼极多，可以说眼珠一转就够别人想一天的。这个多心眼的人说出一段话，大大触动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坦白那些首饰，做的极对。其实，这种事瞒也瞒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你们想想报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给政府提供材料，连你忘了的都变成了材料，飞到政府手里去了。”
照他这话说来，我在自传里扯的谎，看来也瞒不住了。
如果我说了出来，会不会像交出珠宝一样的平安无事呢？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能一样对待吗？所长可没说。可是似乎用不着说，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经济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办、轻的轻办，坦白的从宽，应该全是一样的。
话是这样说，事情不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跟上回不同的是，报上一出现“宽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个究竟了。
三反、五反运动接近了尾声，结案的消息多了起来，而且尽是“宽大处理”的。老王是干过“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过报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总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考虑，能否援用这项政策。后来所方叫我们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时，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为了准备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开始进行有关调查，号召伪满战犯提供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干部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除了日寇的，别的可不可以写？”干部回答：“当然可以写，不过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听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写什么别的？别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最大的罪犯当然是我！我家里的人会不会也要写点“别的”？
伪满战犯对于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都很积极。我们这个组，头一天就写出了十多份。组长老王收齐了写好的材料，满意地说：“我们的成绩不错！明天一定还可以写出这么多。”有人接口说：“如果让东北老百姓写，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来。”老王说：“那还用说，政府一定会向东北人民调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说：“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这次除了日寇，还调查别人不？”“不调查别人，可是准有人要写到我们。老百姓恨我们这些人不下于恨日本人呢！”
吃晚饭的时候，是大李来送饭。我觉着他好像特别有气似的，他不等我把饭菜接过来，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开以后，我立刻想起了我离开静园的时候，是他帮助我钻进车厢里去的。
第二天，我们又写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写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时，仍很满意，因为别人写的还是不少。他说：“你们瞧吧，以此推想，东北人民写的会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过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证据就不怕你不说。从前，旧社会司法机关认为顶难的就是证据，可是在人民政府这里，老百姓都来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跳。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