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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所以他决心尽一切可能拖延审讯时间。他毕竟是这场大戏的“明星”，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的这个角色。
国际军事法庭首次开庭时，世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聚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群惹人注目的前纳粹大亨身上，不少人曾把他们视为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但是，在全力组织这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盟国看来，这些人是一个曾在德国夺取政权、对邻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以所谓种族原因迫害和谋杀几百万人的犯罪阴谋集团。纽伦堡审判代表世界人民谴责纳粹分子的无耻行径，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们犯罪的种种证据。从另一方面说，纽伦堡审判还是以后数十年在欧洲各国、首先是联邦德国继续进行的许多战犯审判的先例。审讯第一天宣读了全面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被告必须根据起诉书回答自己是否有罪。戈林的态度很引人注目，记者争相拍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想发表一份声明，但被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打断，而只允许他讲了一句话：“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
1946 年3 月，戈林才被准许在法庭上再次发言。他知道自己是众矢之的。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对任何被告的每一次耳语、他对面前提出的证据材料所作的每一个不以为然的、轻蔑的面部表情都会立刻受到旁听者的议论，一直要到新闻和摄影记者对这位身穿普通制眼的被告的那种有意识的登场表演感到习以为常才平息下来。但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戈林在德国的原有地位；由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以自尽逃避了人间的惩罚，所以其他人与戈林相比，都没有他那样重要。
但是戈林在背后，在同其他被告一起吃饭时或在他的禁闭室里——在那里他经常受到美国第二号心理学家G·M·盖伯特博士的监视——竟破口骂人：“人们现在说些什么，对我根本无所谓！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是怎样说的！我知道，只要一切顺利，他们就会怎样向我们欢呼并把我们捧上天的！我对这些人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又说：“对德国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儿民主。。我高兴的是，我用不着在外面过日子了——现在我们失败了，在这种时候人们都来诽谤我们的党，而他们却力图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脑袋。”戈林试图对其同案被告施加影响，他的做法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被强迫单独吃饭。这使他忿懑不平，并说：“我是这批纳粹党人的头头，但这决不意味着我是最危险的。此外，上校还应考虑到，他现在是在与历史人物打交道。不论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都是历史人物，而他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法庭放映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的影片以后，戈林的态度暂时有所收敛，他对盖伯特说：“我对所有这些情况始终还是难以理解的。”他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希姆莱一手秘密干下的。
1 月8 日，戈林不得不静听宣读对他的起诉，其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云，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备战活动。美国起诉代表说，戈林曾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起诉书谴责戈林对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把集中营犯人拉去充当奴隶劳工，迫害犹太人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恶命令表明戈林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有关系。
戈林与他选择的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尔博士进行了详谈。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对他的辩护从3 月8 日开始，进行了13 天。施塔默尔辩护说，戈林没有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职权以外的事件一无所知。特别是1943 年后，他对希特勒的关系已冷淡，以后就更不了解情况了。博登沙茨、米尔希和其他证人在法庭上说，戈林和他们一样根本不了解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希姆莱的党卫队才会知道这些绝密细节。除了党卫队，没有人知道集中营发生的情况。此外，不论是戈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去做，而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在双方证人的对证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几条得到证实，尽管英国代理起诉人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已经使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提出供词。这些供词涉及纳粹德国对华沙、鹿特丹的空袭以及戈林所指挥的德军对意大利的侵犯。
当戈林在1946 年3 月13 日出庭时，公众对纽伦堡的战犯审判的兴趣立即达到了高潮。他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表现得很自信。他对这次出庭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他很快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而使人们感到惊奇。起诉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机智、敏锐。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显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将处于困境时，他就避重就轻，例如，他公开声明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原则：
“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其不同的渊源，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体制，对某一国说来非常适合，但在另一国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来说唯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性。例如天主教会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来都是建立在其等级制的领袖原则基础上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俄国如果没有领袖原则是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重担的。”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罗姆暴动之后就阻止过不必要的杀戮的温和派。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他完全有理由参与干掉这些人，因为他们密谋推翻合法选出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对纽伦堡种族法承担全部责任，但又补充说，这些法律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财产、权力和影响在德国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颁布的。在这方面，戈林供认：“我在此声明，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我得到过领袖关于实施和贯彻这些法律的口头和书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有我的签字。我曾表示过赞同，所以现在我承认对此应负的责任，我绝不试图以领袖命令作为我的挡箭牌。”
戈林对他的扩军计划、对自己建立的空军以及他在德国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也同样感到自豪，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虽非行家，但起了推动作用并为这一事业发挥了我的才干。。这样我才担起了经济的领导任务，”
戈林在自己单人牢房里，依然像演员一样询问盖伯特博士：“嗯，今天会是怎么样呢？您不会说我是个胆小鬼吧？。。是的，这是相当紧张的，我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您也许会感到吃惊。我只写很少几个字的提纲。”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为他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离题太远，他对独裁国家的哲学所作的解释显然使他感到得意；他叙述带有某种嘲讽。他说：
“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的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在战前，如果说只能由各个将领决定‘我参战，或‘我不参战，我的军团留在家里。。’，那怎么想像它会领导一个国家呢？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把这种权力给予每个士兵、如果去问每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可能成为一条避免未来战争的途径。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坚持领袖原则的国家里却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正是我想强调的。”
在美国首席起诉人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主持的审讯中，戈林看来有时似乎占了上风。
杰克逊：“您谈了领袖原则，您向我们把它描写为一种体制，在这体制中，只有权威居于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权力，对吗？”
戈林：“为了消除误解，请允许我再次简要阐述一下，我认为：在德国议会制中过去是由最高机构负责的，它对议会中的相对多数负责，由他们实行独裁——而我们在领袖原则中，情形刚好颠倒过来，就是说从最高领导出发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而且实行自下而上的负责制。”
杰克逊：“换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