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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自愿和坚决的、但是却不负有总的责任的俯首听命者和不负责任地滥用权力的追随者相区别，可以理解这是战后国际刑事司法面临的新课题。为此，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根据现行的国际刑法中密谋这一概念（第六条第一款），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的形式，即所谓的组织犯罪或集团犯罪（第九条）。
一些人反对实际惩办所有的主要负责者，他们提出的论点是，密谋这一犯罪构成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臆造的，因为在此以前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中才有关于“密谋”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概念的含义要广泛得多）。这种说法已为事实所驳斥，例如苏联刑法也对密谋和匪帮等某些案件的犯罪构成作过解释。在德国刑法中，从来就有关于秘密结社构成犯罪的规定（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在这一点上特别保守的法国法律也一直就有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摆在被控告的战犯面前的并不是什么原则上崭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刑法。相应地，国际军事法庭的创始国只不过是以适合于法律的手续把一定的形式赋予了现存的刑法法规以实质性的内容。在有关各国现行的国家法律中早就存在此类内容，就是在罪犯本国的法律中也具有类似内容的规定。所以说，法庭对他们的审判是公平合理的，既谈不上法律上的不公正，也谈不上道德上的不公正。
在纽伦堡首要战犯诉讼案中，被控犯有密谋罪的人均已获释。他们是希特勒的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德意志银行总裁、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希特勒上台的开路先锋、副总理、希特勒的特使巴本和戈培尔在新闻、广播部门的代理人弗里切。释放这三个人遭到了苏联法官的反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法庭进行判决时所遵循的路线，美国惩治战犯法庭在审理所谓的第二号主要案件中也是以这条路线为指针的。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被判密谋破坏和平罪的只是“那些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共同参与、准备和发动战争的人”。这样，军事头目和经济界的幕后人物都没有被列在密谋的范围以内。不管法庭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排除这些人的密谋罪就是对侵略分子的姑息，就是为他们将来在德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发动侵略战争打开方便之门。
在审理重大的案件之一——法本化学工业集团案件时，美国起诉人以该集团蓄意为侵略战争作准备为主要犯罪理由发表了一项起诉声明。作为法本化学工业集团的董事和该案被告之一的克尼里姆竟然对这一声明的“心灵慷慨激昂”和“极度夸张”表示惊讶。他从这份起诉书中引了几段话以示他的强烈抗议。“被告在确立他们行动的方针时明显地表现出的狂热性是不容否认的。他们的目标是，把德国变为战争机器，把德国建成一个具有威慑力量的毁灭工具，以便使德国可以通过粗暴的威胁，如果必要，就通过战争把自己的意志和统治强加给欧洲各国和大洋彼岸的其他国家。被告是这种狂妄的、罪恶的冒险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是扑灭自由火焰的帮凶。他们动员德国的一切资源，绞尽脑汁，制造征服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和工具，并以此扩大德国的恐怖暴政。他们是织成铺盖在欧洲大陆上的黑色丧服的经
和纬。。他们是一伙无所顾忌的歹徒。他们是把《我的奋斗》的梦想变为现实的魔术家。。他们是德国国防军建设者。。正是这一伙人使战争成为可能，他们进行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亟欲征服世界。。他们发动的这场血腥的屠杀几乎席卷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这几段话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话语之中洋溢着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克尼里姆对此表示异议，他断言，那一切都只是“商务往来，必须把这些商务往来看成是一家与世界各国均有联系的巨大企业的正常业务活动。”受理工业集团案件的法庭驳回了这项起诉，然而，人民却看得越来越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此类国际性大企业正常“商务往来”的结果。
生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土地上的德意志人民从中汲取了教训，他们按照波茨坦协定的原则，消灭了垄断资本。克尼里姆在他的那本书的结尾处满意地指出：“就一起重大战争的起诉那样遭到如此惨重的败诉还是少见的。”实际上，美国的法官们，尤其是负责受理克虏伯诉讼案件的首席法官安德森，对遭受沉重打击的德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表示了一种即使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也是目光短浅的阶级关系。
安德森说：“有人以为，某一私人企业的财产所有者或某一私人企业的领导人能够不依赖政府而独自与该企业的雇员一起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罪恶密谋，或进行这种密谋活动，这种想法是多么奇特，它在日后将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仅就这一声明也立即会导致产生如下疑问，即起诉的指控是否被理解错了。”世界各国的工人和其他的一些人对这一“指控”的理解是很明确的。只有他们这些人才认为，这不涉及垄断资本的战争计划，因为垄断资本“与政府无关”，就像与希特勒政府是“无关的”一样。
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全都屈从于垄断资本家，他们曾经而且还将从垄断资本家那里得到资助，而资本家给他们钱则并非出于慷慨大度和挥霍的嗜好，耶舍克虽然称赞这项判决是“正确的判决”，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除了最上层的政治领导人以外，“根据国家的有关情况和组织结构，军官和经济界领袖”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侵略计划的起因果作用的参与者。实际上，根据侵略势力独揽一切的这种组织结构，如果就侵略密谋的罪行进行判决的话，那么这些侵略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一定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苏联国际法学家罗马什金正确地指出了值得注意的情况，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早在就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进行谈判的时候，就表示反对说明战争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美国国际法杂志》主编芬奇也已在1947 年就从原则上表示反对对破坏和平的密谋提起公诉。
另一方面，沙赫特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一段供述也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说：“1940 年，美国商务代办科尔克在他离任前向我告别的时候表示，战后将像对待一个平白无辜的人那样对待我。”沙赫特对希特勒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知道得十分清楚，为了减轻纳粹德国扩充军备的负担，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经过多年的幕后活动之后，直到1949 年6 月13 日决定撤销西德整肃纳粹法庭关于剥夺沙赫特八年自由的判决，并通过各种形式由国家出钱为他恢复了名誉，释放沙赫特的丑剧才告结束。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密谋这一犯罪构成是一条任意制造的规定，是与“刑法的原则和自然法的观念相违背的”。克尼里姆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法律观点，当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与爱好和平的人类的法律观点相对立的。在纽伦堡法庭上，只有苏联法官尼基钦科在这一点上始终维护了人类的利益。
特莱宁第一次从理论上强调了（除政府成员和军事头目以外）某些大工业资本家集团应负的责任。尼基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证，结论是：“沙赫特在准备和执行总的犯罪计划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已被证实无疑。因此，宣告沙赫特无罪的判决显然是与现有的证据相矛盾的。”此外，在纽伦堡审判九年以后，美国的首席起诉人杰克逊发表谈话说：“称沙赫特是政府的所谓反对派这种说法的严肃性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并说，如果当时对他的案件进行非常慎重的调查，那么起诉“肯定也不会败诉”。
最好再简要地分析一下集团犯罪和组织犯罪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告的辩护人对此曾作了许多毫无用处的琐碎的分析。所谓集团犯罪或组织犯罪是专指纳粹独裁体制所特有的，组织得较为严密的，旨在准备、策划、发动和执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密谋的犯罪形式。
国际军事法庭明确指出：“犯罪的组织和犯罪的密谋在这一点上是相一致的，即两者之间的合作在本质上都是为了犯罪的目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严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为了某一共同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集团。
正像黑恩泽尔所说的那样：“国际军事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只是初筛，而最后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