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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大审判-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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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时曾照料他,在阿伯加文尼时曾看过他一次。赫斯提出一份可能已被用这种方式进入
  催眠状态的人名单,包括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大元帅,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的刺客,温斯顿·丘吉尔,鲍罗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第六集团司令),安东尼·艾登,布里加迪尔·里斯(英国首席精神病专家)等等。这张名单也包括鲁道夫·赫斯自己。
  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鲁道夫·赫斯要求哨兵给他一把切面包的小刀准备自己烤面包吃。他走到卧室,穿上制服,用刀刺进自己胸部的左下方。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伤口,缝两针就行了。但赫斯又成为被关注的中心。监狱当局问他“企图自杀”的理由,在琼斯博士和菲利普斯博士两位大夫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病人陈述,刀是犹太人递到他手里的,以便让他自杀。他是唯一能识破黑暗势力的催眠术的人。因此,犹太人想干掉他。”
  难道鲁道夫·赫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吗?如果联想到他的出身,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点。1919 年在图勒会时,赫斯曾经是这个组织的信徒。在其他人种学派别和小组中,包括以有争论的、歇斯底里的马蒂尔德·鲁登道夫为主的小圈子里,那些“受到教育的”乡巴佬的头面人物也参加这种胡扯的无聊行为,并且也相信这种蠢话。
  里斯博士在1942 年时曾对赫斯作了如下诊断:“按照我的看法,赫斯是一个性格不稳定的人。他的这种不稳定的性格肯定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迄今为止我对他了解,用行话来说,我不得不称他为精神变态者,甚至精神分裂者。这意味着,他的性格正在分裂为双重性。同这种类型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很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且反映特别敏感。从他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现处于某种危险中:他显得很忧郁,因为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了,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这位偏执狂的幻觉世界充满了造成他幻党的恐怖形象,对于现在身处英国的赫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又患了逃遁综合症,逃遁在健忘和丧失记忆力中。
  1941 年12 月4 日,他第一次声称记忆力完全被摧毁了。没多久,记忆力又恢复了。因为一个军官给他带来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说,使他感到亲切。直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过“一切都记不清楚”的话不宜在这种情绪表现时,才又检点了些。
  1943 年秋,他在一天夜里突然又出现了记忆力丧失症。他什么也记不得了,既想不起青年时代在亚历山大,也想不起在德国时的地位;既想不起他的家庭,也想不起他的朋友和导师卡尔·豪斯霍弗尔。
  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少校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赫斯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健忘症,这种病跟许多士兵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负荷下形成的那种健忘症相同。这种健忘症在和平时期居民中也有出现。当某人处于自己无法抗衡的境遇时,也往往酿成这种健忘症。这类记忆力丧失属于自我防卫的必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精神病专家们的诊断,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发作时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一旦赫斯的记忆力恢复,他那恐怖的精神错乱的幻觉世界又重新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了。
  赫斯曾经宣称,他在英国是完全故意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就连对自己的妻子也必须装出这种样子,因为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写给妻子的信说:“我现在已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在思考跟你们写些什么?但毫无进展。这有其特殊原因,遗憾得很!
  由于你们将有经过或长或短时间后,最终会注意和知道这件事,我干脆告诉你们:我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过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中,就连最理所当然,最应该记忆的事我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患这种病?我不知道。医生对我解释一大堆道理,但连他解释的东西也在记忆中消失了。医生保证,无论如何能慢慢治愈的。但愿他说得对!
  这就是我不能给你们写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写这样的信所需要的记忆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另外的原因还有,写信时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你们最后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
  六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没有收到家属的回信。战后查明:赫斯与其家属的通信联系被英国方面的、德国方面的、还有国际红十字方面的原因给耽搁了。由于一个官员的疏忽,信件被搁置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给他妻子写信:
  “又通信了,从去年9 月起我就没收到你们的信。当你们不能写信时,我也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我需要写信的激情。没有你们的信,我委实不知道从何说起和说些什么。因为——如同我已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即使只算是暂时的,如医生向我保证的那样)。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他一直记得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决后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详尽的信里报告说,他仅是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为了能作为重病号交换遣送回德国。字里行间显出孩子般的自鸣得意。因为他成功地蒙骗过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这里援引他信里的原文如下:
  “有时,我的信从英国寄出如此迟缓,与我装出记忆力丧失有关。因为丧失了记忆力是很难写信的,假如我既要装出记忆力丧失,又要再写信,这至少冒着很大危险。如果我疏忽了这点,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揭露我在弄虚作假。目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家,别的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家庭的地址我也‘记不起来了’。尽管你来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有,但我却‘忘记’我保存有这种带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从家里收到新的信件时,才促使我按照来信去研究姓名、地址、通讯处。你们新寄来的信里经常包含一些我能借以假装引起激动的事情,回信时就可以写这些事,而无须费力去掩饰已丧失了记忆力。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时为止。。“这场戏最后竟扮演到如此地步,我甚至让医生给我注射治疗记忆力丧失的针剂。除开始时拒绝外,其他没发生什么事。我不愿再加深我对周围长期以来怀着的、被我夸大了的猜疑。幸而医生立即预言,不能保证通过打针能重新恢复记忆力。最糟糕的是:注射这种针剂时必须同时使用麻醉剂。在注射时,‘为了重新统一意识和潜在意识’,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提问,这一来,我不仅面临说出从我的德国立场来说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险(这也许就是这种针剂发明者的宗旨吧!)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状况可能引起我原来的老毛病——头晕病——的复发。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批准注射以来,我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人故意给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剂量更大的针药,但我在耗费一切尚有意识力的情况下,仍完全成功地保护了我的意识,同时又装出丧失意识的样子来。
  “有这种情况下,我回答所有问题时当然用‘我不知道这个”,在字与字之间的停顿用轻声、无声和丧失智力。最后装出我只记得我的姓名时我也
  是用这种腔调说出来的。终于我决定‘苏醒’过来,用惊诧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这是一场壮观的戏,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现在人们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希望通过交换俘虏被遣送回国,我却没有忘记。这期间有人暗示我,我是‘去皇后岛’。就是说,我相信,瑞典的运送伤病员的船下一个航班就会带我走。你能想象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着呀!但船一次又一次开走了,并没有送我走。
  “我的医生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已用麻药证明我的记忆力丧失。以致后来出现了我认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装的时候(早些时候在英国已做过一回),大夫先生们起初就不愿相信我是假装的事实。直到我背诵他们在我“丧失意识’时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我用当时那种的语气、腔调重演我‘苏醒’的那场‘戏’以后,他们才承认,我把他们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了。用英国话说,意即我把他们当‘傻瓜’愚弄了。总的说来,为了能回归德国,为了呼唤神灵的庇佑,我当时确实做了一切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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