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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伟大的儿子的影响之下，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不愿把这段历史从我的生命中抹掉。
“我有幸得知，我完成了对我的人民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我的元首的忠实信徒的义务，我绝不后悔。
“假如能从头开始，我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做。即使我明明知道，到头来等待我的是一大堆燃烧着的烈火为我执行火刑。对于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将置之度外，将来我将站在水恒的审判席前，我将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将宣判我无罪。”
除最后一段戏剧性的夸张外，这篇结束语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逃避现实躲到一座自己设计的梦幻大厅的文件。最后一段的特色几乎跟希特勒1924年在慕尼黑卢膝堡大街的法庭上发表的最后讲话的调子完全相同。
鲁道夫·赫斯明白：他无法否认集中营里的暴行，这是有文件证明，有怔人，有幸存者的。当人们所掌握的事实放在眼前的时候，是没有人能抹杀得了的。因此就不得不找出一种解释，而赫斯凭藉他对数学和逻辑学的天赋理解能力，就推断出：不革是集中营里的人受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就连那些发布命令的人也受到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陷入那种卑劣的秘密药物的催眠作用的影响下！
由此联想起在战后流传的一则灭绝人性的政治笑话：1945 年5 月，阿道夫·希特勒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暗堡出来，站在俄国将军的面前报告说：“潜伏的特务希特勒报告：命令完成了！德国已经摧毁！”
对鲁道夫·赫斯来说，他在法庭上讲的结束语不是政治笑话，在他许以“日后给予高的奖赏”而让英国的法西斯头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偷运走的一份手稿中，他列举了“密谋者”的姓名。
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意见是，形成赫斯在法庭上那篇结束语的中心思想的唯一可能是刺激。这不仅由于他飞行计划的失败，也由于许多暴行的被揭露。这篇结束语是歇斯底里患者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的明证，是赫斯在药物文献里找到的逃遁入口处。
在法庭发表最后讲话的当天，他写信给妻子说：“当然要估计到死刑、坐牢或进疯人院。”
接着，他的虚荣心又一次表现出来了：他担心他在法庭上讲话的最后一段，即对元首的信仰的表白，不会被报纸和广播所采用。他虚荣到了如此程度，甚至以为当局可能会压住他这篇危险的讲话。因此，他在信中附入一份抄本。
伊尔莎·赫斯马上就向她的丈夫证实了此事。电台，至少是英国广播电台没有删去他的最后一段的讲话。她诧异地补充道：“你又何必要按照报纸的报道来说话呢？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我们对你抄写的东西已经看得很多了！”
1946 年9 月30 日宣判的日子，整天的时间都在宣读判决的理由，直到二天凌晨才宣读对每个罪犯的判刑。
当念到他的名字时，鲁道夫·赫斯似乎并不理解这事跟他有关。美国记者乔·J·海德克尔报道了现场情况：
“他完全心不在焉。在膝盖上放几张纸，不停地写。戈林弯下腰对着他说，现轮着他了，要他注意，但赫斯光火地打了一个手势，拒绝戈林的提醒，继续写他的秘密札记，毫不关心法庭关于他说了些什么，也一直没有带耳机。当戈林最后悄悄地在他耳边告之判决的结果时，他也只是魂不守舍地点了一下头。”
根据起诉款第一条和第二条，他被宣告无罪。他对法庭的判决没有什么反应。
三个被告：汉斯·弗里奇、亚尔玛。沙赫特和弗朗茨·冯·巴本被宣告无罪。法庭命令担任军事法庭检察的将军立即将他们释放。其他的被告将于午饭后个别地带上法庭听候宣判。
14 点30 分，法庭在审判厅举行第四百零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会。
乔·J·海德克尔描写赫斯接受判决时的情况：“门（的扶手）轻轻地在转动，就像鬼神的手在启动那样。门打开了，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用女性般纤弱的手势把门推开，他站在那里跷动着趾尖，用漆黑的眼窝东张西望，看着天花板。每个人都猜他大概马上就要吹口哨了。‘被告鲁道夫·赫斯！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犯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赫斯没有听宣判，直至一个刑警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敲一下，他才转身蹦蹦跳跳地直到消失在出口处。”
当赫斯被带回他的牢房时，吉尔伯特博士在等待他。他写道：“赫斯神经质地、趾高气扬地说他根本就不留心听，判什么样的刑对他都无所谓。当看守把他的手铐打开时，他问他为何被铐上，而戈林却没有？他笑了并且接着用充满神秘的腔调说，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天，鲁道夫·赫斯写信回家：“这期间你们已知道判决的结果了吧？当然也有关于我的：‘无期徒刑’。VVVVVV。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估计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假如我认为，判决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对这样的结局便谈不上满意这个词。既如此也就排除‘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些念头。我自己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想到我使同志们痛苦了，使他们无法忍受我对事件的态度，我当然十分明显地不想听取对我的宣判了。我没有戴耳机，并且从主席用英语讲话以后，就不再注意听了。事实是，我是不久前才偶然得知判决的情况的。判决理由是由一个俄国人宣读的，既然我没有戴耳机，也就不愿白费力地去听那些我听不懂的话了。。”
当他听说，德尔博士为他递交了一份呈请恩赦的请求时，他给这位律师写了一封十分光火的信：“监狱长通知我，您为我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请求恩赦书。我认为，这是背着我的并且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把呈交这样一份恩赦书看作是有关尊严的行为。”
德尔告诉赫斯，此事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确定量刑的轻重，最后才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点45 分，戈林在他的单牢里吞服氰化钾自杀。
在戈林自杀的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即10 月16 日凌晨1 点01 分，在监狱的健身房里开始执行其他十名战犯绞刑。3 点09 分，宣布最后一名死亡。
根据判决，鲁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楼，底下的一层楼只住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他躺在他的单牢的地板上，凝视着反光灯，哨兵通过门缝纹丝不动观察着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当局不允许狱中再发生自杀事件了。
几天后赫斯写信回家：“这十一个人的死意味着什么，现在能预料的极少。对此我能写的就更少了。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的中心，我们所遭受到一切，是时代转折的分娩前的阵痛。一切似乎是消极的，但总有一天会诞生出新的和伟大的来。。”
为了接持七个被判监禁的人，施潘道监狱被改建和修复了。在准备工作未结束以前，这批犯人仍留在纽伦堡的单牢里。
赫斯写许多信回家，谈到拜罗伊特艺术的庆祝活动，慕尼黑旧城的重建方案、莱茵一美因一多瑙运河的设计方案（赫斯想借助一条穿过施瓦本的侏罗山脉的隧道将这三条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凌晨四点，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纽伦堡监狱中被唤醒，用两辆救护车运到纽伦堡机场，然后用飞机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点钟，副元首抵达柏林一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地址是威廉大待24 号。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间同厨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坐着一位90 岁的老翁。他住进这间牢房那年才53 岁；他在英国被俘时只有47 岁，这是“一个最好的年华”。
这位七号单牢里的孤独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
“命运已经把变成一个你想象得更老于世故的人了。就连每年四季变化中最凄凉、易引起人们伤感的现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时节的阴暗，又湿又凉；太阳很晚才露脸，午后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机垂死了；光秃秃的树木、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往往能使一个人把周围世界伤感地比喻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树枝上的叶子，就连这些最悲伤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引起我心里丝毫的反应了。。”
有时他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不跟哨兵们说话，不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