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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M·W·肯普纳尔。一些者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1933 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在德国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中，除了懂得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博士，我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
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鲍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鲍曼在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当局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布劳恩中校，向公诉当局报告说，寻找马丁·鲍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审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走：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鲍曼进行公审？英国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鲍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鲍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说鲍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鲍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告鲍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鲍曼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鲍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鲍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望）。于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点整，多少担负着一点义务地坐在离被告席只有几米远的其他辩护人中间，同时等待着能够永远离开他的座位的机会。
到开庭这一天，在原来的二十四个被告中已减去了两个人。工业家克虏伯的名字必须从名单上勾掉。罗伯特·莱这个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和纳粹工会“德国劳动阵线”的头子，在接到起诉书和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没过几天便在他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他建议：如果让他活下去，他出狱后将肃清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贝戈尔德希望下一个将在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是鲍曼。在公审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提议，希望对马丁·鲍曼一案单独进行审理和延期审理，因为这个被告是唯一不能出庭替自己申辩的人。贝戈尔德没有看出，为什么他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概有十个月——要一头扎进一大堆文件
（到审判结束时共有5330 份）里去，并为一纸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而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法庭只承认，应该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辩护准备工作。因此，鲍曼一案将放到最后审理。
这听起来很感慨，但是，差不多还没有过去四个星期，美国上校罗伯特·G·斯托里就对鲍曼开火了。
“虽然被告没有亲自出庭受审，但是，表明他在策划和指挥纳粹的阴谋活动方面负有责任的证据却在这里。。鲍曼作为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办公厅主任，是政治领导集团在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他还控制了政府，并通过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长而起的双重作用在纳粹机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时，1945 年圣诞节即将来临。因此，当斯托里上校详细而感慨激昂地控诉鲍曼顽固迫害基督教教会的罪行时，就显得特别激动人心。而对贝戈尔德来说，这使他更加难堪，因为正是在所指控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的。从鲍曼亲自批阅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消灭基督教。
圣诞节假期过去后，指控的矛头仍然始终对准鲍曼。这时，一位对自己的使命忠心耿耿的年轻少尉、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F·兰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了战斗。他带着一个世界改造者的满腔热情，怀着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那些法律大师中间崭露头角。他强调说：“这个躲在希特勒背后的人”秘密地把持着巨大的权力，他犯下了战争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犹太人，对东欧的平民百姓实行种族灭绝。
“每个人都知道”，兰伯特少尉提高嗓门说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
这也许超过了法庭庭长劳伦斯希望在一个法律学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对他来说，事实和客观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鲍曼在最后几年里窃取的权力越多，他签署的决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诉当局和许多助理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到了大量罪证，而且寻找这些罪证也易如反掌，所以他们甚至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依靠证人。一个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师怎能与之分庭抗礼？
在贝戈尔德看来，这二十一个被告决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现在，即在战争结束和等待宣判之际，他们只在表面上是患难之交；其实他们始终像在希特勒统治下一样，是尔虞我诈的对头。赫尔曼·戈林摆出一副元首继承人的架式。卡尔·德尼茨和埃里希·雷德尔两人互不相容，尽管他们都统率过海军，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俩人都统率过海军。尤利乌斯·施特菜歇尔受到大多数人的蔑视。军人们互相倾轧，对党棍们满腔怨恨。只有在一个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看法几乎和兰伯特的看法不谋而合——鲍曼是希特勒的魔王。这个该受惩罚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除死去的希特勒之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他都要首先承担责任。
1946 年3 月中旬，当戈林在自己的案子中作为证人受到美国公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的诘问时，他认为第三帝国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从1942 年起，鲍曼先生对元首本人有决定性影响。那是一种不祥的影响。”
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和在党卫队中权力仅次于希姆莱的人物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赌咒发誓地说，他对成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一事一无所知。“千这种勾当的人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