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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这支较重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粒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放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入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
—“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她是这样做了。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会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一的这一声枪响。
希特勒一死，戈培尔很快就步其后尘。
1945 年4 月中旬，戈培尔全家在施万南韦德住下后，关于如何拯救玛格达和孩子们曾经提出过两项计划。哈韦尔河向西蜿蜒流入易北河，施万南韦德就是这条河上的一个半岛。阿尔贝特·斯佩尔的计划就是要把玛格达和孩子们迅速转移到专用汽艇上（不让戈培尔知道，因为斯佩尔担心这位博士会坚决阻拦实施这一计划），然后，沿着哈韦尔河顺流驶向易北河，而美国人已于4 月11 日到达那里。另一项类似的计划是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制定的，同样要用一艘已经停在那里的汽艇，与斯佩尔计划所不同的是，瑙曼的计划曾呈送戈培尔过目并得到他的赞许。这艘汽艇藏在芦苇深处作为玛格达和孩子们的藏身之所，直到躲过最坏的时刻。可是，那位心神错乱但又毫不动摇的母亲立即拒绝了这两项计划。她说，她一定不能抛弃她的丈夫，又说，她决心让她的孩子们同希特勒一道死，“因为我的宝贝们太好了，这个糟糕的世界简直不配得到他们”。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时时困扰着戈培尔，那就是要弄清希特勒是否会坚持他在德国首都结束性命的决定。几个星期以来，这位部长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决主张在柏林坚持到底。而暗堡的绝大多数人则赞同选择阿尔卑斯山堡垒作为最为防御阵地，他们渴望撤到伯希特斯加登。3 月29 日复活节周末之后发生了一场危机。暗堡里以鲍曼为首的强大的伯希特斯加登派控制了希特勒，其时正是希特勒想要呼吸一下上萨尔茨堡空气的时候。戈培尔闻讯匆匆赶到暗堡。奥托·根舍少校描述这一紧张场面说，“戈培尔拉住元首的两边衣襟，恳求他记住1933 年1 月30 日午夜同戈培尔一起所作的庄严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为总理，入主总理府，他同戈培尔一起宣誓：‘我们决不自动放弃这座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出去！’”
4 月20 日（星期五）戈培尔参加希特勒的生日庆典后没有呆多久就早早地离开去料理他自己的事了。他径直到他的办公室，站在旧式瓷砖壁炉前，把许多纪念品扔进火里，其中有：他七岁时穿着海员服装的照片；他的中学成绩单；他父亲的一叠来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礼的照片；他们毕业班同学的集体照片。最后扔进火堆里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上光相片。这是捷克美人莉达·巴洛娃1938 年赠送给她德国情夫的。
第二天，戈培尔又同他的秘书赫尔·里夏德·奥托和维尔纳·瑙曼在一起，仔细地监督销毁他的日记。这些日记从1924 年收藏起，至今已是册页浩繁了。据瑙曼说，到现在这些日记堆放在“有四个电话间大”的密室里。从1945 年1 月起奥托已经甲缩微胶卷拍摄了这堆日记（虽然这些日记只到1945年3 月15 日止）。维尔纳·瑞尔纳·瑞曼和另一名主要助手、党卫队上尉贡特尔·施瓦格曼受托收藏这些日记，以免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但是，不知怎么的，瑞曼和施瓦格曼疏忽了，有一卷缩微胶卷终于落入苏联人或东德人之手，最后在1974 年传到西方，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发表（例如1978 年出版的《最后的记载》）。即使在这次销毁日记之后，戈培尔仍在黑皮日记本上继续写他简短的日记，到希特勒去世，甚至一直写到次日他自己临终前的最后几小时。
戈培尔处理他的日记之后，便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录音，他知道这是他对日耳曼民族的最后讲话。录音的时候，苏联炸弹震落了天花板上的泥灰。当时在场的莱曼钻到桌子底下，但戈培尔把泥灰从讲稿上掸掉，照常录制他的讲话。然后，他把录好的唱片放进盒子里，以便在尽可能接近末日的时候播
放，但实际上在希特勒去世前几天已经播放了这一讲话。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栋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怪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虽然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及其一家住进暗堡，但出人意外，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星期里却很少互相见面，每天只见面一个小时。事实上，他们的旧日友情明显地冷淡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对任何人（即使对戈培尔）也不愿改变常规，盖尔达·克里斯蒂安称之为“他的刻板的小礼仪”。例如，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同戈培尔在一起吃过饭。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希特勒“几乎不理睬戈培尔。使我吃惊的是元首不停地复复着‘最后只有勃隆狄和勃劳恩小姐是忠诚的’这些悲伤的话。他有意视而不见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如果考虑到戈培尔夫妇现在都是肯定要自杀的人，这就更使我不理解了。我们都知道，他们还打算牺牲自己的孩子为希特勒殉葬。”显然赫维尔、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同希特勒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戈培尔也到场，但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这种时候“气氛肯定冷淡”。
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定期举行的简短会晤却是重要的。现有的证据说明：在会晤期间，戈培尔草拟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戈培尔就像多数受到教育的德国人一样知道胖特烈大帝和俾斯麦都留下了这类遗嘱，旨在指导他们的继承者，她也希望希特勒在进入坟墓之前不要错过同样的机会，以便取得对历史的发言权。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在4 月29 日（星期日）凌晨，口授他的遗嘱时，只有格特路德·荣格同他在一起；大约在半夜两点他们俩人突然离开婚礼招待会。荣格夫人说，她对口授作了速记。但是她又说，希特勒是“照稿宣读的”。谁写的草稿？一般估计草稿必定出自希特勒本人之手，但对内容进行严格分析后，这种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再者，如大家所知道的，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即：到4 月29 日的时候，希特勒的右手是否已不再颤抖而能使他写清楚字迹。我猜想草稿极有可能出于戈培尔之手。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开头说：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 年想打仗，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我曾经为裁军提出过无数次
建议，后代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罪于我。。。
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意志表现而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作为德国首都的这个城市。既然我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挡敌人对这个城市的进攻，既然我们抗击鲁莽的机械化部队的力量将会逐渐消耗殆尽，我愿留在这个城市里与千百万德国人生死与共。。。
有一位医生向戈培尔夫人提供了安眠药和毒药。可以肯定，她有六枚氰化钾胶囊，装在蓝色塑料小瓶里，瓶颈上有个黄铜小圈，是施通姆费格医生那一星期在暗堡里分发的那种药，可能她在进入暗堡之前就取得了这些胶囊。不管她是怎么获得毒药的，玛格达本人杀害了她自己的孩子，则是罪证确凿的事实。
夜幕在柏林已经降临；当时是晚上八点半，正是开始灯火管制的时间。戈培尔和玛格达俩默不作声地走过放着六罐汽油的暗堡楼梯的底部。在楼梯
的顶部，他们遇到希特勒警卫队的一名官员，党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