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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两人的尸体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尸体的残骸还没有找到，鲍曼就可能继续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西蒙·维森塔尔宣布说，他手头有现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国领袖的照片。前德国情报局局长赖因哈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还在第三帝国时期鲍曼已经是斯大林的间谍了，战争结束时当然就跑到俄国去了，以后也就死于莫斯科了。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又添枝加叶地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并在荷兰出版了一本书。
根据《明星》杂志总编辑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别人一起作出努力来解决关于鲍曼的一切传说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娓娓动听的一个传说的最后一个魔法。发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和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组标题为《鲍曼还活着》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据说他探听到一件消息：鲍曼在战争结束前已派人把价值两亿美元的金银财宝、外汇和艺术品用潜艇运往阿根廷，后来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会见了埃蔽塔·庇隆。当鲍曼把他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交给她的时候，她就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难所。从那以后鲍曼就化名为里卡尔多·鲍威尔。法拉戈不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还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书面证明：鲍威尔实际上就是鲍曼。里卡尔多·鲍威尔这个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从柏林文献中心主任那里借用来的。这位主任名叫里卡尔德·鲍威尔，是一个德国侨民，他从美洲回到了德国。在此斯间鲍威尔刚好也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他都肯帮忙。
我在伦敦会见阿法拉戈。我把汉堡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儿子也带去了。霍夫曼的儿子经常在希特勒的大本营照相，因此认识鲍曼。人类学家要仔细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鲍曼的照片的头颅。然而这个匈牙利人却立即表示怀疑，说那些照片不是他亲自拍的，而是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来的，无论霍夫曼还是人类学家都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像马丁·鲍曼。此后不久，《明垦》杂志驻甫美编辑黑罗·布斯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照片上那个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师。布斯还要了一个花招来戳穿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价值。他用五十美元作为贿赂，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到一份文件，它证实，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实际上就是马丁·鲍曼。自此以后，追捕鲍曼的人就渐渐失去发明新传说的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下去。不过最后一次找到鲍曼的机会几乎被错过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赫伯特·赛德尔寄给我一份剪报，上面登有一则消息，说我估计掩埋着鲍曼尸体的那个地方不久要破土动工。我向我的法兰克福朋友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发出警报。他立刻作出反应，报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关建筑部门。建筑部门的工人后来也积极参加寻找，
因为，他们希望用鲍曼的头换得十万马克奖金。但作为不懂法律的门外汉，他们不知道，只有活着的头才值这样多钱。
他们确实很快碰到了两具骷髅——它们摆放的姿势很奇怪，一个人的头靠着另一个人的脚，对于里希特和我来说，这是我们快达到目标的第一个迹象。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曾对我们说，那个“矮胖子”在运送过程中老是从担架上掉下来，最后他们才想到用上面那种摆放的姿势把它们抬走。由于他们不想再接触尸体，所以就直接把他们抬的东西翻过来倒进坑里埋了。
最后只能由法医来作判断了。这个判断之所以能作出，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有一天，当他问我寻找鲍曼进展如何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认不出来了。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牙齿的记载。”欧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时候，到国立华盛顿档案馆去查了一下。他在那里找到了鲍曼的牙齿图样，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绘制的。纳粹党高级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疗的。战后他为盟国绘制了图祥，它们证实，我们找到的颅骨正是鲍曼的。此外，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泽曼也能重新认出他们为鲍曼加工的假牙。鲍曼在调查表上登记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图姆普费格尔的辨认就更快了，因为在柏林文献中心有一份党卫队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认断。最后慕尼黑刑事侦察技术科长根据颅骨复制了两个死人的头和外貌。我们把他的作品同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照片比较了一下，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了。
在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法兰克福检察署把马丁·鲍曼的遗骸交给他的遗属处理，但作了一个规定：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们来作证的可能性。鲍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这一条件。
和他的朋友鲍曼一样，门格勒的头颅是纳粹逃亡分子中悬赏价格最高的10 万马克。然而他从来不是国社党的领导人物。门格勒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黑眼睛，满头黑发，皮肤黝黑，德苏战争爆发时他刚30 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试验使他声名狼藉，并被列为重要战犯。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贡兹堡，其双亲卡尔和瓦莉是当地的实业家。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曾获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和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战后学术界“收回”了这两个学位）。医学加哲学！当时这意味着生命冲动理论和雅利安种族生物学的结合，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门格勒说：“人和狗一样，是有系谱的。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优良的狗种。今天，我们正在培育超级人种。”
1945 年门格勒博士33 岁。他于1928 年加入纳粹党。他参加过冲锋队，后来又加入党卫军。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级的注意。在布痕瓦尔德短期工作后，他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
维森塔尔援引囚徒的控诉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专门“实验手术室”。在那儿，一些囚犯被当作动物来进行试验。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呢？人们难以知道，因为接受试验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维森塔尔说，门格勒曾进行过“双胞胎”的专门研究，他“试图人工制造出一些蓝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这是多么使人难以置信，门格勒博士几年以后才受到追捕。当所有希特勒政权的高级领导人物被捕或逃亡国外时，这位主治医生还安然地生活在德国。有人甚至不无根据地推测，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国。
他的逃跑路线确实与鲍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线大不相同。今天看来，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条件下逃跑的。
门格勒已结婚，并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却与一个18 岁的犹太姑娘姘居。集中营的囚犯管这个姑娘叫维尔玛！维尔玛的双亲已经去世，她是由祖父抚养在的。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珠宝商，他的珠宝店在华沙交易所附近。当建立隔离区时，她的表兄是犹太人治安组织成员。该组织作出了与德国人合作的选择。
一天，维尔玛进入华沙非犹太人区，因未带通行证而被巡逻队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表兄希尔·聊贝尔，绰号“波兰黑市大王”，是一个不可触犯的传奇式人物。他为她奔走说情。经过一番周折，她与门格勒相识。门格勒为她所倾倒，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维尔玛在集中营里行动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无顾忌地为她的这个或那个教友说情。
维尔玛聪明活跃，且颇有心计。她很快获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当战争败局已定时，她答应帮助门格勒逃跑。她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她对门格勒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维尔玛劝说门格勒早作安排。4 个月以后，他获得离开集中营的通行证。
“希尔·陶贝尔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她对门格勒说，“我知道他把从武装部队盗来的器材装备交给了抵抗运动。”
“这就是说我们有钱了！”
“我考虑的不是钱。陶贝尔手中有一份能使我们获救的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