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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的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
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人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四十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我不代表市委！”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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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五章 安亭事件 第五章 安亭事件
车停安亭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