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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
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
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在“四清”
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
“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
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