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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照录原文于下：第一号通令：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第二号通令：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第三号通令：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