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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陷入政治危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
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