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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汪东兴 温玉成董必武 刘伯承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于会泳 王体 王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会议进行到半途——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三十四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
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五十三人继续当选。
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比王洪文大一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炮轰陈毅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海组把如此不论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一九四九年红色的五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虽然他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一九五八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XX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鬼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