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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一、加强封建专制体制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中兴”汉家相标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有些制度、政策也有发展或变化。
1。中央集权
刘秀加强中央集权是西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和发展。
退功臣，进文吏：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①。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zhàn占）征为尚书。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这是他的重要集权措施之一。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的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改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太尉一职应改称司马，因刘秀曾任刘玄的“行大司马事”，为避讳而未改。三公的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权力集中于尚书台，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后期的政论家仲长统曰：刘秀“愠（yùn运，怒）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
东汉初年，进一步扩大尚书台机构。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西汉时为六百石），为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另设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为尚书令之副；又设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为令、仆之佐。尚书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秩六百石。尚书的职掌：
吏曹尚书（亦称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
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
民曹尚书，主官吏上书事。
三公曹尚书，主断狱事。
南主客曹尚书，主少数民族和外国事。
北主客曹尚书，主管同于南主客曹。
每曹置侍郎六人，称尚书侍郎或尚书郎，秩四百石；置令史三人，称尚书令史，秩二百石，各有职掌。这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尚书令的权力在日益加强。章帝以后，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①之说。至此时，尚书台已是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九卿只受成事。东汉时的太傅、三公或大将军等要直接参预中枢决策，必须加以“录尚书事”的头衔。
加强监察制度：东汉初年，就恢复了西汉时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而且有所加强。
1。御史台——东汉初年，改御史大夫为司空，管工程。原属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掌监察，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十五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
2。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
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①，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②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
3。州刺史——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部）③，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刺史的属官与司隶校尉略同。
三套监察机构的恢复和加强，对加强皇帝的权力起了巨大的作用。
集军权于中央：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④，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⑤。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
中央的军队主要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南军又分两部，一部归光禄勋①管辖，下设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掌守卫宫殿和侍从；另一部归卫尉管辖，掌守卫宫门。北军置中候一人，下分为五营，就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设校尉一人，掌营兵，保卫京师。
地方上有两支，一为黎阳营，合幽、冀、并三州兵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xùn迅〕县东），以谒者监军②。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以为首都雒阳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阳西面的屏障。安帝时，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又增置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此外，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亦直属于中央。
2。社会经济政策
刘秀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绝大部分都是西汉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
解放奴婢：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汉哀帝和王莽时期都没能解决。
刘秀称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从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范围，适用于全国；奴婢种类，包括了因贫穷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者，被权势之家略为私奴婢者等等。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
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二月的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
刘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策的实行，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度田事件：土地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另一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汉哀帝和王莽时期亦没能解决。
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②，他们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反对清查。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互相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就给广大农民制造了极大的痛苦。
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下令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不明真象，也跟从大姓兵长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来刘秀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反抗者们“自相纠敗╰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③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这实际是一种妥协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前期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至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