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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上金属的活动舷梯，进了飞机。一个穿着制服的俄国女人给我安排了一个中间的座位，远离任何窗户。
我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浑身打着颤，直到我听见活动舷梯收起来，引擎发动了——我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停止了战栗。
飞机在水泥地上滑行上了跑道。
我心里有个可怕的念头：希望什么东西会坏掉，飞机坠毁让我死掉。因为我想死——我毁掉了拼命想保护的东西，却留下了毫无价值的东西。
引擎的声音更响了，我们一路前进，虽然我只能看到后座和机舱巨大的灰色弧形金属板，但我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地面的，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和肯尼亚的纽带扯断了。飞机带着我背井离乡，我的家园在下面渐渐远去。
好了，我要暂停一下，现在开始的地方最好还是让另一个声音来述说吧。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
第十一章
我的名字叫肖恩。这是个爱尔兰名字。你可能看出来了，我不是爱尔兰人，我身体里没一点爱尔兰血统，就因为我妈妈喜欢这个名字——三十年前，爱尔兰的东西是很流行的。我可能没法客观地讲述坦德莱奥的故事，对此我很抱歉。
我的天赋是数字。也就是说，我是个难得的会计。我干得很不错，就是不怎么特别地喜欢这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公司只给我一些零碎工作干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克奈尔街上的非洲·加勒比海·世界饭店。它被称为“我的国度”——菜单每星期都换，用餐环境很棒，音乐好听极了。
去那儿工作的第一天我穿了西装，怀顿——饭店的老板把我取笑了个够，所以我再也不在他们面前打扮了。
平时我就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翻看他的增值税账目一边跟着鼓点和贝斯的节奏摇头晃脑。
怀顿总想在账本上耍些新花样，我就负责查看这些小花招哪些可行哪些会捅娄子。然后他在我的咖啡里兑点从牙买加进口的利口酒①打发一个下午——如果我要自己付账似乎是对他的侮辱。
【① 利口酒：一种味道强烈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少量饮用。】
一天怀顿对我说：“你应该来看看我们晚上的表演。很棒的音乐。不是这种砰砰砰的。也不是那些该死的DJ放的那种。真正的音乐。现场音乐。”
然而我的伙伴都喜欢那种该死的DJ放的音乐和砰砰砰的音乐，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我的国度”。
门口排了队，但门童点头让我进去了。
我在吧台前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点了一杯特别咖啡——这里最受欢迎的咖啡。
演出已经开始了，舞台正在升起来。那支乐队很擅长让一个地方的气氛活跃起来。舞蹈结束后，首席吉它手向舞台后面做了个手势。一个女孩站到麦克风前。我认出了那个女孩——下午她总在这里做女招待。她是个瘦小安静的姑娘，是不引人注目的那种，但她那头尖刺样的短发除外——好像它们是剃光了头后刚长出来的。
她站在麦克风前腼腆地微笑着，然后开始唱起来。我很好奇自己怎么从没注意过她。这是首抒缓、沉静的歌。我听不懂歌词，我也不需要懂，她的声音说明了一切：错过、伤害和失去的爱。低音和旋律带出了每个音节里的深沉和伤感。她赤着脚，那样子瘦弱得似乎朝她吹口气她就会断成两半，但她歌声中有种石头般坚强锐利的力量在说：我曾经历过我所唱的。时间停滞了，她抓住最后一个音符然后轻轻吐出。
“我的王国”沉寂了片刻，然后像炸了锅似的掌声雷动。
女孩羞涩地行了个屈膝礼，在欢呼和口哨声中下了台。两分钟后她又回来工作，清洗玻璃杯。我不能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五分钟里你就能轻易地陷入了爱河。
当她过来收拾我的杯子时，我所能说的就是：“你……你真棒。”
“谢谢你。”
就是这样。我遇见了坦，朝她说了三个字，然后爱上她。
我一直不会念她的名字。当酒吧下午没人时我们在桌子边聊天，在我扯着嗓子发元音时她总是摇头。
“莱奥。”
“你叫‘阿欧’？”
轻柔的尖刺头会再次摇摇。她也一样发不准我名字的音节。她总是念成修恩。
“不对，应该是肖恩。”
“修恩……”
所以我就叫她坦，对我来说“坦”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她是惟一、优中之优、群峰之王，永远的第一。而她则叫我修恩，就是英语中的阳光。
一天下午她换班了，我问怀特老板坦德莱奥是个什么地方的名字。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那是个非洲名字，我能从它的发音听出来，但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
“是的。她没有告诉你吗？”
“还没有。”
“等她准备好了就会告诉你的。看来，会计先生，你还真陷进去了。”
两周后的一天她来到我的桌子边，在我面前把一张张表格像塔罗纸牌一样铺在桌子上。它们是社会保障申请表、收入补助、住房津贴。
“他们说你很擅长数字。”
“他们有些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可以看一下。”
我翻了一下表格，“你工作时间太长了……他们想扣你的津贴。这是典型的福利圈套。他们让你干活却不肯付钱。”
“我需要工作。”坦说。
最后一张是安置办公室的收容所搜寻人员表格。我把它抽了出来打开。她一定看见我睁大了眼睛。
“基奇奇，在肯尼亚。”
“是的。”
我看到了更多。
“上帝。你从内罗毕出来。”
“是的，我从内罗毕出来。”
我有些迟疑地问：“是不是很糟？”
“是的。”她说，“我很糟。”
“我？”我说。
“什么？”
“你说‘我’，‘我’很糟。”
“我的意思是它，它很糟糕。”
沉默让人很不舒服，甚全是致命的。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能带你去什么地方吗？现在？今天？等你干完活，你想去吃点什么吗？”
“我很愿意。”她说。
怀顿放她早点下班。我带她去了唐人街里一家很有名的餐馆——那里的服务生在你进去前会问你想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当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她问。
“尝尝看。你会喜欢的。”
她用筷子拨拉着馄饨。
“馄饨不好吃吗？”
“现在我想告诉你关于内罗毕的事。”她说。
端上来的食物很贵、很丰富、造型也很精致，但我们几乎一点都没动，一道菜接一道菜几乎原封不动地又撤回了厨房。
坦述说着她的故事：基奇奇的教堂，内罗毕的难民营，民防队女郎的生涯，恰卡毁了她的家人、她的事业、她的希望、她的家园，几乎毁灭了她的全部生活。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进犯的恰卡。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背景音乐：哦，哇，有个能不断生长的外星生物控制了南半球；这可太糟了，狩猎旅游和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要泡汤了；真是混帐，下次世界杯足球赛看不到巴西队了。不过仅此而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下周制桶公司的账要到期了；缅因路球场的股票正被看好；利率又涨上来了。异乡了，感伤的异乡人。另一个人道主义灾难。我感受着内罗毕——世界头号大城市陷落，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不是布鲁斯·威利在对抗机器人，而是一千二百万人在被黑暗吞噬。
和我的大多数朋友、同事不一样，当我想像着恰卡的壁垒向内罗毕市中心的高楼靠近时，我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痛苦地搅动，像是在我心上踢了一脚。没多久，我已经绕到了粉饰太平的世界背后，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现在黑暗已经把真实生活的一支触角伸向了曼彻斯特的大街上。
在最后一张饭桌的最后一支蜡烛边坦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是怎样来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在欧洲限额难民营混乱地过了几个月——感受着落后、文化冲击、像狗屎一样的穷困潦倒，直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夏天到达英国。
听到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安慰她。后来我说：“你愿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沙哑低沉，反倒更具魅力，“我很愿意。”
我留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