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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微什么？”
“就是通常所说的恰卡的孢子。”
坦，德斯特女郎，朝滑翔机射击、射击、射击；枪在她手中开出了花；贫民窟在她身后融化；她脱光所有的衣服；她叫喊着把手臂穿过盾墙，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士兵剃光她的头，用水管冲她。她曾经把那些东西塞在身体里偷运过，把它们卖给美国人。
“噢，我的上帝。”
小房间有扇窗，透过它，我看见坦坐在一把床边的塑料椅子上，垂着头，手放在大腿上。
“基登先生。”穿制服的男人亮出一个塑料证件夹，“我是罗伯特·麦克戈雷隆，移民安置署的。你的，哦……”他朝窗户点点头。
“伴侣。”
“你的伴侣。基登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能保证柏小姐继续留在这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她的难民身份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其中之一是……”
“你他妈的要驱逐她……”
两个警察动了一下。我意识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坦，而是为了对付我。
“这是公共卫生事件，基登先生。一开始她就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我国。我们不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你应该想想该做什么，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我必须考虑公众的安全。”
“去他妈的公众安全！”
“基登先生……”
我走到窗边。用拳头敲着用铁丝围起的玻璃。
“坦！坦！他们想要驱逐你！他们要把你送回去！”
警察把我从窗户边拉走。坦似乎在远处无声地呐喊。
“看，我并不喜欢这样做。”穿制服的男人说。
“什么时候？”
“基登先生。”
“什么时候？告诉我，她还能待多久？”
“通常他们被拘留一段时间，有上诉的有限权利。但作为公共卫生事件……”
“可你看起来是要立刻把这件事办好。”
“给我的命令是立即执行，基登先生，我很抱歉。这些警官会和你一起回家。如果你能收拾一下她剩下的东西……”
“至少让我和她道个别，上帝，你欠我的！”
“我不能，基登先生。有污染的危险。”
“污染？我都和她待了六个月了。”
警察把我带了出去。
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基登先生，这些在她血液里的毫微处理机……”
“那就是害她被驱逐的东西。”
“那个富勒烯……”
“她愈合得很快，我看见了。”
“它们做得比这多，基登先生。她将永远不会生病。而且有迹象表明它们能阻止细胞分裂时端粒染色体的损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她的年龄将增长得比我们慢得多。她的预期寿命也许是，我不知道，两百……或三百年。”
我愣住了。警察也愣住了。
“还有更多的。我们在她的大脑里观察到奇特的组织结构。我能形容它们的最好说法是，毫微处理机看来重新激活了死亡的神经细胞并组成了一个补充的神经系统网络。”
“一个多余的大脑？”
“一个辅助的大脑。”
“它能用来做什么？”
“应该说你不想用它做什么，基登先生。”他的手捋了捋下巴，“这一小部分是纯粹做推测思考用的，但是……”
“但是？”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完全控制着它。我想——这只是一种理论——通过这个辅助大脑她能够和毫微处理机互相作用。她可以让它们做她想做的事。规划它们。”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苦涩地说，“这会让我好过些。”
我带警察回到家里。我从书架上拿下坦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和CD，从抽屉里取出她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从浴室拿出她的日用品，把所有东西装在她搬来时带来的两个袋子里。我把袋子交给警察，他们拿了它开车离开了。
我永远没机会向坦说再见。我永远不知道她是乘哪次班机，从哪个机场离开，以及何时离开这个国家的。
一张玻璃窗后面的脸——那是我最后的回忆。我害怕的事——令我神经质的，不知来自何处的东西——已经把她带走了。
坦走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病恹恹的。感受不到阳光，忘记了雨和风的存在，没了白天或时间的概念，只有一个永恒的、尖锐却无声的哀怨萦绕在我脑海里。同事们有意表现得和平常一样以免让我更难过。周围没人时，他们会小心翼翼非常体贴地问，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我告诉他们，“我像是被一颗高速子弹击中了，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我让其他人来接管“我的国度”的财务工作。
怀顿打电话给我，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他派人送来一瓶牙买加进口的好酒和一张便条：“来看我们，任何时候都行。”
威利安排我休假去看一名心理医生。
他的名字叫戈雷格，是个所谓以客户为中心的专家，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他都会听着。
开始几次，我谈得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谈，即使是对一个陌生人。但谈话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作用。
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坦只是走了，但并没有死。她最后一张非洲的照片还贴在冰箱上，我看着照片，看到了一些新东西：在下面，在云层下的某个地方，坦就在那儿。
认识的微妙改变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像一个在黑暗中寻找自我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永远找不到出路。但他听到了声音，脸上感觉到触摸，嗅到了一种细微的气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在一个房间里——他就在外面：脸上感受到的是轻风的抚摸；听见的是夜莺的歌唱；闻到的是夜晚悄然绽放的花朵芳香；在他的头顶——是熠熠群星。
我告诉了戈雷格这些感受，他什么也没说——这些自诩以客户为上帝的家伙从来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在那次谈话后我开始上网寻找坦德莱奥·柏。信息资源公开法案使我能够进入移民服务中心的数据库。
坦已经乘一架秘密军事运输机去了蒙巴萨。蒙巴萨的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她去了里寇尼12号——城市南部的一个新难民营。她在11月12日被转移。
又花了两天时间我发现坦德莱奥·柏在三个月后去了一个叫北萨布鲁的地方。医学记录说她身体状况还好，有些疲劳和脱水，已补充了糖和盐水。
她还活着。
冬天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回去工作。我已经休息了一个季度了。就在这个星期五，威利给了我一张从网上征兵署打印下的表格。
“我想你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说，“那些人正在找个管库存的会计。”
那些人是无国界医生组织①的。他们在东非战场需要个库存会计。
【① 无国界医生组织：以紧急医疗援助为目的的国际民间援助团体。1971年在法国设立。】
我从停在蒙巴萨的飞机上走下来，距离坦被带走的那晚已经有八个月了。
作为肯尼亚共和国的首都，最后日子里的蒙巴萨犹如地狱般混乱——城市的基础设施瘫痪了，经济瓦解，海港有一大批船民流离失所，还有超过一百万人居留在施巴山的里寇尼营地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开始了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恰卡经过坦噶从西部前进到了南部。
就在这些纷繁混扰之间，我——肖恩·基登在做存货账目。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总部做会计是项很有挑战、艰苦而又一成不变的工作——我要考虑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买到药品；要与卡车司机和西伯斯克喷气飞机驾驶员讨价还价；当越野车的备件逐渐耗损，我还要谈判维修服务合同……每天的需求总是很大，预算即便经过了篡改仍然嫌太少。
比起以前干的任何活我都更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是那么忙碌，有时都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工作结束后我会坐公共汽车去空旷的地方，看着浓烟从海港的另一边升起来，听枪声在古老的阿拉伯建筑间回响，这时绿色金属网罩着的玻璃窗后面的那张脸庞又浮现了出来。
我的上司是个粗犷魁梧的法国人，叫让·保罗·加斯特农。除了南极洲外他经历了所有大陆的战争和灾难。他喜欢古巴雪茄和家乡山谷里出产的葡萄酒以及歌剧，而且不管路程多远费用多昂贵，他都要得到它们。他从不用毒品。
我非常喜欢他。照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