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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肺炎单单在北美洲每年致死人口4万。。。。
对比之下，禽流感所“造成”的50死亡人数，与SARS所导致的800死亡人数不是微不足道吗？既然如此，国际媒体又为何极度渲染、乐此不疲呢？他们会关心SARS导致中国大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这庞大损失之后导致多少失学、失业，甚至家破人亡吗？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媒体报道禽流感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强调禽流感的“发源地为中国大陆”。如此毫无根据的指控，不像是恐怖事件还没发生就已抓到恐怖分子了吗？据报道，昨日台湾海巡署人员在台中港缉获巴拿马籍货轮自中国大陆走私禽鸟后，即宣布“经采样检测，证实其中有3种鸟类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国际媒体渲染了两年，大陆不过在前两天才发现内蒙出现禽流感问题，而台湾居然就这么灵光，一举能够查证“3种大陆鸟类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不言而喻，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的时代需要。不加检点，如何人都可能成为制造恐怖主义的恐怖分子。2005/10/21
谈科索沃的“政治过程”
联合国安理会昨日审议安南秘书长的特使凯艾德（Kai Eide）提出的有关科索沃的境况报告时，决定开始讨论有关科索沃前途的 “政治过程”。
1999年6月10日，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进行长达78天的轰炸将近尾声时，安理会即通过一项〈第1224号决议〉，其中，明确规定“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再次明文承认科索沃是南斯拉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其他“政治过程”可以决定科索沃的前途呢？
笔者于99年6月17日以〈科索沃纷争的启示〉一文讨论该决议时，即指出，该决议第11条第e款“加促政治过程以决定科索沃未来之地位”的规定，为今后埋下“举行科索沃全民投票宣布独立”的伏笔。
在进一步讨论“政治过程”之前，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该决议还规定将使科索沃地区非武装化；同时，为维持社会安定，除了将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之外，还允许南斯拉夫一方在科索沃地区恢复警察力量…。
然而，自从北约组织的军队没经安理会正式授权、堂而皇之开进科索沃后，非但不允许南斯拉夫政府遣返原有的警察力量去维护治安；为了避免自己与科索沃解放军发生冲突，也不要求其解除武装；甚至在这短短6年中，还眼睁睁地看着科索沃解放军与当地阿尔巴尼亚暴民，先后杀害2500名以上的塞尔维亚人，驱赶高达20万名塞族居民，全面抢掠塞族人口的财产，彻底破坏塞族人民的文化遗址和教育基地。如今，该“政治过程”已发展到阿族人直接对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威胁的地步。鉴于此，科索沃实际上早已在北约组织的偏袒之下进行独立，目前唯一还缺少的“政治过程”便是进行票决，并取得联合国的正式承认。这也就是科索沃问题忽然又提上安理会议程的真正原因。继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科索沃独立的法理依据何在？后果又是如何？
照理，或说根据国际法规定，国家主权不得侵犯，不得分割，不得干预是天经地义的事。经过战后头20年的努力，国际社会也已达成“仅仅支持殖民地区的独立运动”的共识。既然如此，为何九十年代初期，非属殖民地区的南斯拉夫的部分加盟共和国争取独立时，却为欧盟与美国所支持呢？
简而言之，欧美国家当然知道鼓励分裂直接抵触国际法规定，于是便双管齐下采取了如下的迂回办法：一是，以人道主义主义干预为由，给予分离主义者物资支援和国际承认，而后把此内政事件解释为“国际事件”，旋即对南斯拉夫加以“国际制裁”，以使其彻底屈服；一是，根据当时共产主义集团分崩离析的特点，对国际法做出不利于共产国家中央政府的新解释，即国际社会“有支持和承认原具有自治地位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的义务”。如此一来，当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先后宣布独立后，此两地区的诸多塞尔维亚人口（在波斯尼亚即占30％以上）便无法依据“原具有自治地位”的理由，也提出独立的要求。因此，不论塞族人口占多大比例，必须接受新政府、新压迫民族的统治。科索沃之一开始没有便获得欧盟与美国承认为独立国家，原因之一便在于它仅仅是个一般的行政区，不具备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地位。其次，自然也要考虑到美国当时兵力充足，不至于像今天一般，岌岌于抽调兵力支援中东。
如今，果真科索沃成为安理会承认的独立国家，一个直接的后果即是：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即刻也会提出独立要求。除此，俄罗斯也将不再客气、立即援引科索沃“先例”，要求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新国家中的诸多俄罗斯人聚集的行政区，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实现独立。换言之，科索沃独立，将可成为全球所有追寻独立的行政区援引的先例。
安理会如何处理此一棘手问题，显然会引起许多争议。俄罗斯在此问题上将采取何种态度虽有待观察，但可以预料的是，普京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应当远远胜过软弱的叶尔欣。至于中国，除了对领土主权这一严重问题将会密切注意之外，如果能够对20多万流离失所的塞尔维亚人的人权问题稍加关心，则不只是替不结盟国家伸张了点正义，同时也狠狠地给欧美国家的阿希里斯脚跟踩上一脚。
2005/10/25
人民公社– 一个历史大误会
说明：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相继浮现，西方学术界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其中，自然涉及停步不前的农业问题。此际，正值“四人帮”事件发生不久，国外若干知识分子也深觉有必要对建国以来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经过数年的钻研，笔者最早于1981年1月在香港《争鸣》杂志以“社会主义危机与小生产问题”发表了一篇论文。其后，经过进一步探讨、修改与补充，又于1985年3月将下文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最近，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又引起学界关注。笔者愿通过这篇20多年前的研究报告与国内学者切磋，目的不外是引起更多对农民境况的关注
。此文前一部分涉及与西方学者的对话，恐非读者兴趣所在，因此建议从D段读起。 2005/10/27
农业生产合作化政策及其理论依据
A。 前言
自从斯大林于1929年将农业集体化之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对该政策的批判？重点多置于实证科学的调查结果上，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农业问题的论述有何差距，则没有给予一定的注意。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苏联模式的农业政策所提出的意见，有的受到“正统”意识形态（指苏联）的左右，有的深受托洛斯基派的影响，而由于托洛斯基本人也主张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托派学者除了对斯大林在执行农业合作化时所采用的过激手段不表赞同外，在理论上自然不会同斯大林进行论争。
直到近年，当几乎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都处于停顿状态，尤其是在波兰农业频于崩溃致使国民经济极端混乱，和中国自毛泽东逝世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改革之后，西方学者才逐渐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政策的注意，由实践范围转移到理论范围。
因此，诸如“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否能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为依据？”的问题便被提出和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种意见认为，马、恩、列不曾对农业问题提出过具体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马、恩、列对农业合作生产的积极态度导致斯大林的过激政策；再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