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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幼D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缓慢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个由联系更紧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东欧’这个词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社区，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他论证说，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两年后，皮埃尔·贝阿尔评论道：“一条新的断层线”正在出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或新教）为标志的欧洲为一方，以东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为标志的欧洲为另一方。类似地，一位重要的芬兰人把在欧洲取代铁幕的关键分界线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古老的文化分界线”，它位于西部欧洲内的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前奥匈帝国的土地和西欧之外的其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一位著名的英国人同意，这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广义上说，这是那些从罗马直接接受或通过凯尔特人或德国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与那些东方或东南方的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
中欧人也强调这条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