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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一首七绝在讲一件事：一个少妇的忽然胆起她的丈夫来。……诗虽短短的四句，读者仍可知道不少东西。这个少妇大约长得不丑，家境也不坏（既能“凝妆”，复有楼可上，想非“蓬门荆钗”之类）；为人天真烂漫，可是有点虚荣心（丈夫出外从军或者做官，或非完全出于她的怂恿。但她却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至于背景，恼人的春色和寂寞的芳心正好成一对照：陌头杨柳足以引起遐远的联想。笔墨经济，但是够人玩味。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很少，但是读者想象力所可以补充的却很多。……王昌龄《闺怨》的题材是一个“悟”（这种“悟”，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都有。我们所“悟”的，通常并不是“道”。可能是一种后悔。可能是一种新的决心。几年前铸成的大错，今天忽然想起来了）。“忽见陌头杨柳色”是一种外界的动作，“悔教夫婿觅封侯”是内心的动作。这么一“悟”，这位少妇也许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天真烂漫了，她对于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她就此“成熟”了。“忽见”和“悔”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但这是意义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刹那，这一刹那过去得很快，惟慧心妙悟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它的意义。夏济安先生与香菱接触到的诗，都是好诗。但夏济安先生感受到的东西，比香菱要多出很多。他不仅以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还原了诗所展现的情境，精微地指出了诗中少妇的性格，还地道谈论了心情与景色的对比，谈论了笔墨的经济所造成的想象空间。特别是，他以自己的慧心慧眼感悟到了隐含在情境背后的人生哲理。诗所隐含的东西是这么多，它的意趣是如此地丰富，远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生体验所能穷尽的。就像夏济安先生，他对《闺怨》一诗全面、深入的把握，除了通达世事人情，有比香菱更丰富的人生感受外，显然还有长期的艺术熏陶和文学修养作背景。
所以我们应当把读诗需要的经验放大来看，不只是人生经历、阅历、感受，还有想象的经验和阅读的经验。多阅读一首诗，就多了一重经验，潜在作用于你第二首诗的阅读。甚至想象、联想过某种东西，做过一回梦，也是一种经验，也会在读某首诗时发生难以预料的作用。经验这东西，有直接的经验，也有间接的经验，两者都是经验，都很重要。各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就会凝成一种欣赏诗歌和文学的敏锐准确的直觉力。
是的，综合起来，不是囤积起来。正如我们说，写诗的经验是各种经验和技巧的综合运用一样，读诗也是一种综合经验的神奇作用。各种经验综合形成的效果，不是形成儿条简单的定理、原则，而是迅速准确的直觉感受。获得这种直觉感受力的标志，是能够几乎不加思索地直接“命中”，迅速准确地看出真诗与伪诗，创造性的诗和平庸的诗，迅速感受到诗的意思和情感，以及诗情运动的特点和表现风格。
二、区别好诗与平庸的诗
读诗依赖直觉，更多只能心得意会，但直觉有时也会出现偏差，特别是我们开始接触诗不久，直觉和艺术趣味还不够纯正、准确、锐利的时候，这种偏差更容易出现。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瑞恰兹（L。A。Richards，此人曾在三十年代初来我国清华大学任教）曾做过一次实验，选了一些诗，发给他的学生，诗的作者全部隐去，以免学生因人认诗，对名人的诗盲目说好。要求学生阅读一星期后，说出自己喜欢的好诗和不喜欢的坏诗，并且说出理由。结果，一星期后他发现，这些文化素养并不低的大学生，感觉偏差很大，其中有一首坏诗，竟被多数学生选为“好诗”。在对诗发表意见时，往往也是好诗给说坏了；坏诗则给说‘好了，或者好处没说到点子上，恰恰赞美在不值得赞美的诗句上。这样看来，直觉出偏差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防止这种偏差最省事的办法，是读已有定评的名诗人作品：20世纪中国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何其芳、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的诗歌，或读较好的诗歌选本。通过这种途径来慢慢养成高尚的趣味和准确的读诗直觉。这种保守的方法相对比较稳妥。不过，名诗人也不一定写的都是好诗，像郭沫若的某些诗篇，艺术品位并不太高。一些诗歌选本也未必可靠。很可能带有选家的偏爱和偏见，像英美流行的《袖珍诗选（The Pocket Book ofVerse）中的一些诗，后来也被批评家发现误选了不少坏诗，将它批得一钱不值。另外，只读名诗人的诗和选本诗，不从自己同时代、同辈诗人的新创作中感受最新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技巧，毕竟是件极可惜的事，不要说有志写诗的人不能这样做，即使一般的诗歌读者，也是通不过的。
无处不在的忧伤
■ 沈泽宜
诗是灵魂的独唱。技巧之上，语言之上，灵魂以赤裸的形式呈现在诗中。这在一首、两首诗里尚不明显，但当结集出版，诗人在上百首或数百首诗中对大小、上下、内外、远近的人与事有所言说时，灵魂将无所遁形地暴露出来，谁也无法隐瞒或抽出。因为隐瞒和抽出也是一种暴露。
黄亚洲的《磕磕绊绊经纬线》可以一般地看作记游诗。记游诗在古人笔下曾创造出无数精品，至今犹被传诵。出游，以强烈的新鲜感刺激诗人的感官，激发层层叠叠的联想与想象。古人所谓的“壮游”是诗人生命史中不可缺少的必有之义。亚洲的记游诗与此稍有不同：所到之处，灵魂无数次地曝光，由此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沉郁博大的人格画卷。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即不忧个人之忧），勇者不惧。”黄亚洲的诗庶几近之。智慧的判读，仁者的隐忧，勇者的无畏，三位一体共同支撑起黄亚洲的人格大厦，这跟我与亚洲二十年间交往过程中所感觉到的完全一致。
三者之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仁，仁人爱物的“仁”。当他在苦寒的高原看到披着一身厚厚皮毛的耗牛时，亚洲说：“兄弟，你在青藏高原不曾挨冻／这样我就宽心了”，这不但因为亚洲属牛，冥冥之中与耗牛有一脉相通，更因为亚洲视耗牛为平等的生命体，感同身受地体验着无言耗牛的苦与乐、喜与悲。基于同样的仁爱之心，当他骑着骡艰难登向孟达天池时，黄亚洲无心领略这一番感觉的新奇和风光的瑰丽，却注意到“骡蹄／已疲乏如敲不响的木鱼／我看见一条条白色涎水／滴答滴答／如屋檐的冰凌／挂满骡唇”（《骡走孟达天池》），以致发出如此感慨：“我现在已明白世上所有的浪漫／都有着痛苦的支撑”，愤然决然地说出：“骑骡与骑马没什么不同／一个奴役的过程”！仁者不忍，也就是有孟子所说的“侧隐之心”。可叹这种侧隐之心已告别我们这个民族半个多世纪。
悲悯的仁者之心必然引发出诗人忧患和对无常世事的批判性解读。在《韶山故居》中，有如下一个振聋发聩的诗节：
文七妹是信佛的
她希望儿子长大了也有求经之志
儿子后来长大了
也果然向西方求经了
求回的经却是错版的
上引的最后两句中，智慧与勇气二者一齐在起作用，但仍然宽容地对待已经作为逝者的“儿子”，诗人宅心仁厚于此可见。
无处不在的忧伤集中地呈现在39首异域记游诗里。这些诗的特点是写的都是国外的风情风俗、人文景观，但诗的背后始终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一个情结——中国情结。无论黄亚洲去到天涯还是海角，他始终把异地所见所感，与父母之邦中国比较、验证、探询与求索，可以说离故土越远，中国在心中的隐形存在就越庞大。《地铁群雕》决不只是对莫斯科地铁壁画上的前苏联士兵群像有所议论，实际上寄寓着诗人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本土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的良苦用心。在《赤塔，十二月党人教堂》中，诗人倾情赞美了这些“惯于在雪中的小木棚里／点亮半根蜡烛／庆祝又一个婴孩的降生”、宁愿追随丈夫到炼狱底层的公爵夫人，十二月党人的伟大妻子们！这首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无疑是在无声地批判眼下中国以性取代爱、以金钱、权势为人间最圣洁的感情埋单的道德沦丧。
仁者的隐忧在《毛利族歌舞》一诗中尤其沉重、尖锐。在诗中，当诗人写了毛利族以夸耀祖先的肢体语言招徕游客之后，结尾三行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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