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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节 眼中钉（1）
命运是闲不住的，它总喜欢出其不意地敲别人的门，就是对预审法官——古老审判机器上的一个普通齿轮——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
深冬，阳光好像比平时要明媚一些。威严的巴黎法院静静地躺在塞纳河的怀抱中，它和它板岩上的反光从来没有显得如此美丽。转过它那高大的面墙，迎面而来的是忙碌的人群。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仿佛一个丢失在迷宫中的小橱柜。在这个建筑面积13平米，而使用面积只有8平米的小房间里堆积着小山一样的文件，桌上还有一个老式的打包机和一个每天都会出点问题的60瓦昏暗小灯。法院的墙已经是饱经风霜，岁月也在那些迷宫般的长廊和巨大的房间里刻下了烙印，尽管它们今天依然装饰着细木和拉毛粉饰，点缀着讲述寓言故事的壁画。旧民主时代的官僚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衣柜和如今已经满是尘灰的电话机，这使得法院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遗迹。
我曾在法国最优秀的政府机构——财政部（我曾在负责工业重组的部委间协调委员会担任法官代表。）的领导下执行了一个繁重的任务，随后我便开始负责经济案件。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接触到司法系统最阴暗的一面，我的失望与日俱增。Shadocks（译注：Shadocks是创作于60年代的法国卡通形象，善搞恶作剧。）的故事在法国非常流行，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有这样一句名言：“既然可以把事情搞复杂，那何必把它简单化呢？”以Shadocks的这种做事风格为准则，法国司法机关几乎每天都会做一些荒谬的决定。
幸运的是，当天早上的工作计划还能够让我微笑。我将和经济警队的同仁们合作进行一些调查行动。我喜欢与他们共事，这可以排解成堆的文件带给我的孤独感。自担任预审法官以来，我和这些警察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我们都奉行实用主义，我们都喜欢仔细地分析一张取暖费发票或一个记事本，因为这些东西中隐藏的秘密比长时间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东西要多得多。
魔鬼往往藏身于细节之中。
今天，我们将处理一些已经在手中压了很久的案子。在成堆的案件中，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彼得曼公司的案子。警方的调查工作似乎已近尾声，按照惯例剩下的事就是提起诉讼了（1994年8月18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经过调查之后将彼德曼案移交给巴黎的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又授权我来调查此案：石油巨头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往彼德曼公司的账上转移了一笔资金，表面上看，这笔资金只是数额大得有些离谱罢了，但它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某些秘密。）。我们所有人开始都没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纺织品公司得到了另一个公司的资助，仅此而已。虽然这个资助者是法国规模最大的公司（截止到1993年12月31日，埃尔夫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国企，其营业额达到了2090亿法郎，相当于318。6亿欧元。），也没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当时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法国水泥公司的案子吸引过去了，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知情人犯罪和虚设银行账户。然而，我们在讨论彼得曼案件的过程中却发现了某些东西：过于复杂的资金安排，非常奇怪的资金流动……
经验告诉我应该多加思考。直觉是一种不知疲倦的力量，它总是仔细审视一个又一个文件。彼得曼案件中的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知道应该细心。
于是，我加快了对彼得曼案件的调查速度，并开始调查埃尔夫案。
现在我才知道，在我决定调查埃尔夫案件的那一天，在巴黎的某个地方，某些手握重权的人忧虑地皱起了眉头。那些到我办公室来接受问询的证人就经常流露出这种忧虑的神情。
我已经成为了这些人的眼中钉。
不过，当时的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从一开始，我在某些人心中引起的忧虑就和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是不对等的，而正是这种不对等一直支持着我将调查工作进行下去。我永远也不可能让它们实现对等。当然，人们总希望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来对以前发生的事做出评价，但这只是一种妄想，一种对真实的篡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想到，拿这么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案子来进行一下核实居然会引出一桩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法郎的惊天大案，并将37人送上法院的被告席？我又怎么能够想到，七年之后，我们在这个深冬的早晨所揭开的黑幕已经归结成了1万多个法律文件编号、850张封条、近10立方米的文件和256册机密档案（如果将2003年3月17日之前所有有关此案的资料扫描保存，需要两张数字DVD或者十张CD才能装下。）？
因此，将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是合适的。除了事实真相以外，调查工作遇到的各种意外情况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受普通法律约束的地下世界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法律只是傻瓜之间的简单游戏。
第一部分第2节 眼中钉（2）
应当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对调查工作进行细节性的描述是不合适的。调查工作的大概情况已经在为期3个月的审理过程中公之于众。不过，在我动手写这些概况的时候，埃尔夫案件还没有正式开庭。某些人完全可以对预审工作随便地进行恶意评论，我甚至能够预料预审会在多大程度上被编成一个虚构的法律故事。刑法对预审是有一定规定的，58岁的我不可能去违反这样一部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忠实执行的法律。
不过，如果法律需要冷静和安宁，它就容不下半点阴影。在这些年的调查当中我遇到过很多威胁和恐吓，但我并没有用所谓的“职业秘密”来将它们一笔带过。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一个法官——仅仅因为他是法官——就应该成为永无休止的谣言、随时随地的电话窃听和赤裸裸的威胁性“建议”的攻击对象。没有人要求这名法官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也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默默忍受所有的侮辱和欺骗。
如果用“预审秘密”来掩饰所有那些针对我的卑劣行径，那将会使这本书显得很奇怪。恰恰相反，“预审秘密”的保护对象应该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阻挠调查的人。如果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保护伞下随意地恐吓和挑衅我，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和所有的欧洲公民一样，我的言论自由将得到宪法的保护。
同样，保持克制并不意味着要让自己变得像受虐狂一样，一个国家公务员不应该变成浑身带箭的圣塞巴斯蒂安。有人曾公开损毁我的名誉，有人甚至觉得我本身就不够廉洁自律。现在我要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因为我在挪威政府担任的职务让我觉得有义务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和“逍遥法外的特权”作斗争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应该知道这样做的代价。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隐去了大部分问询对象的名字，这样做有时候是为了维护司法调查的秘密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不让这些人暴露身份。一件件事情连续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掠过，而每一件事都对这次不平凡的预审产生着影响。有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些事和它们发生的背景完全区分开来，但我在书中写到的事应该是经得起核实的。我应该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威胁和困难都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由地发表意见。
关于这本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醒读者。调查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它由各种各样的真相串联而成，而这些真相往往又互相矛盾。某一天得出的结论往往在一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些发现所否定。国外银行的有关材料往往能够证明早些时候的审讯结果是真是假，但索取这些材料通常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如果涉及经济犯罪，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犯罪分子们的金融行为往往都经过了精心包装，这使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律上都显得无懈可击。因此，这本书写得并不容易。根据时间发展来叙事仅仅能够让人读起来比较舒适，但调查的本来面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隐藏的暗火1995年春天。就在几周之前，我们这帮调查人员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意外发现，而彼德曼公司的背后似乎还另有文章。虽然每一天都能“抽出一段羊毛线”，但我们要处理的却是整整一个“大线团”。我们在彼德曼公司的账户上发现了多笔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