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欤庹庞凶盼颐侨说恼掌痛榱巳澜纭＃蘩肌５下碓谒淖源姓庋吹溃骸傲矫ü俜至形业牧脚裕秃孟窳矫煅航庾乓桓鲂⊥怠绷矫ü俸臀乙黄鹱芊ㄎ被岬墓媒纬凳保ň秃孟裎乙丫徽酱叮钦呙堑纳凉獾凭涂忌粮霾煌！乙丫泶ο葳宓敝小！保�28页）我必须说明：是罗兰。迪马自己决定要坐我们的汽车，而不是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要坐他宪法委员会的公用轿车，摄影师们拍下的照片就是证明。虽然当时的情形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始料不及而让人尴尬的，但我的描述和前外长的描述还是稍有不同：我讲的是事实，而他却耍了一点小花招。）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这张照片而感到自责。这次预审的前面已经出现一个陷阱。这位宪法委员会主席将尽一切努力搅乱我们的神经，他的朋友们也将在旁边大敲边鼓，以便让我名誉扫地。如果他们得逞，我就只好换一个发型，买一套新的职业装，准备另谋出路了（见罗兰。迪马自传第29页：“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我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煽动。他们的目的不是谨慎从事，而是要闹得满城风雨。谁能够从这些报道中获利呢？谁在煽动媒体呢？谁又在摄影师的镜头前感到洋洋得意呢？”）。当天晚上，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也在电视上表示，指控一个无辜的人将会招致人们的嘲笑。现在，我们的工作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反倒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各种各样的争论已经掩盖了进行搜查行动的深层次原因。
从罗兰。迪马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翻过一堵墙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另外的出口，外面是一条相似的大街，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们终于躲过了那群摄影师。
各种媒体对这次搜查长篇累牍的报道对我们是一种严重削弱。现在看来，尽管许多媒体对当时情况的报道有些失实和夸张，尽管《新观察家》（《新观察家》的头牌记者埃利。鲁提耶一直是站在埃尔夫前总裁弗洛什。普里让一边的。据他自己称，在有关埃尔夫案件的调查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奥利维埃。勒皮卡尔曾找过他。奥利维埃。勒皮卡尔一直为弗洛什—普里让工作，并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因此，我便成为了这家报纸的嘲笑对象。）显得有些挑衅，但媒体们基本上能够广泛而严肃地关注埃尔夫案件的预审工作。那是一个“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的年代。在埃尔夫案这个漫长而让人伤心的故事中，法国社会发现它的精英们正在犯罪，而这次搜查仅仅是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让人吃惊的是，这些“精英们”贪污挪用的资金数额竟会如此巨大。
1998年1月，一切都颠倒了。我们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日益险恶。当我们的调查逐渐接近某位高层政治人物或共和国的道德权威时，它就遭到了媒体的包围。这种事实和报道之间的偏差根本无法控制。一个事件只要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它就肯定会成为“传媒随意删减”的牺牲品。在那些杜撰的文章中，事实往往和错误混淆在一起，然后又变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一部假话真说的连续剧。所谓的新闻真实性总喜欢自给自足，它往往改变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二部分第16节 在风暴的中心（3）
《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搜查结束了，但风暴并没有随之平息。第二天早上，经济警队一名特派员的电脑出现了问题：有人侵入了他的电脑硬盘。《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首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了这名特派员，这名特派员随即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也就是说，媒体几乎在这起电子盗窃事件发生的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总之，它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多了。
现在，我们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必须加密。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受到监视，那些监视者甚至还会预测我们的行动，并提前做好准备。他们会将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透露给记者，而那群记者则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感到兴奋不已。不过，监视者们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左右公众舆论。这群躲在暗处的人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在这场“扑克游戏”当中，真正掌握主动权的是他们。当天晚上，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某些时候，调查就好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猫和老鼠的位置完全有可能颠倒。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预审当中，当老鼠的是我。
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极度敏感。搜查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任何新举动都会激起媒体的报道烈焰，它将我包围，甚至会把我吞没。在预审的过程中，我已经无数次听到别人对我说：“你将会打开潘多拉之盒！”这就是现实。我已经拿到了一张通向事实真相的门票，不过每向真相迈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危险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因此我们已经不能随便在外面做调查工作了。我开始养成习惯将身边发生的事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以找出它们的前后联系。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只能使用暗语或拟声词。那些非常重要的调查也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消息会走漏出去并被人操纵。
对我们的恐吓并没有减少。有一次，我们搜查了一位律师的办公室。第二天，书记员就发现我办公室的台灯被打翻在地，里面的零件被拆得七零八落，另外，电话机的连接线也被人弄断了。正如上次侵入经济警队特派员的电脑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就连我的预审法院也不例外。不久之后，我公寓的门锁又被人撬开了。每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我的脑中都会闪过这样一种念头：我就是一个猎物，一只看不见的猛禽正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生物学家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不断地电击黑猩猩，它们的神经系统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使被电击的黑猩猩再达到同样的痛苦程度，就必须提高电压。几周之后，一只黑猩猩便能够承受最开始时可以将它一击毙命的电击了。当生活将一个人推上前线的时候，他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同时，他的免疫能力也会得到很大提高。
我常常通过体验自豪感和拼命工作来排解自己的压力。我已经习惯了恐惧，它仿佛一种脏病，时刻不离我的左右，我只能和它不停斗争。这种感觉并不崇高，它时常让我灰心丧气，满头虚汗。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半夜突然惊醒。我总是不停地做噩梦。我梦见自己被人跟踪，于是我躲进了电梯间，跑遍了每一层楼，敲遍了每一扇门，可所有的房门都紧闭，回答我的只有自己那带着惊恐的呼吸声。
近些天我老是做同一个噩梦：我梦见一名贴身保镖用枪指着我，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顶着我的脸颊……我再次从梦中惊醒。于是，我只好离开自己的卧室，到隔墙另一边的一张沙发上继续睡。这样我会安心些，因为那里有几名执勤的警官。
我已经学会了在忧虑不安中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让压力影响我的预审工作。一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你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工作。对，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们从不在团队中间谈论自己遇到的困难，因为这是可耻的。不过我敢肯定，这些困难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在过去的工作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他司法部门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甚至无偿加班。另外，我们和经济警队以及检察官同行之间也已经建立起了充分的信任。遗憾的是，这种充满了人性化的合作力量虽然支持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但对于高高在上的国家利益集团却无能为力。在最初几个月中，我们的团队总是在最前线进行那些非常敏感的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今，调查工作却举步维艰。
将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的决定就像一轮冲击波，它所引起的共振效应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罗兰。迪马从50年代开始就和巴黎法院打交道，他还为若斯潘政府内的多位部长担任过顾问，现任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