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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说的是真心话。
那确实是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的许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为了写这本书，我翻阅了许多私人信件，这才勉强记起了一些东西，下面这张传真就是其中之一。这张传真是一位邻居发给我的，上面的日期是1996年9月15日，也就是埃尔夫前总裁被监禁两个月之后。当时局势的紧张程度从这张传真里可见一斑：“昨天晚上快到8点15分的时候，一辆深紫色雷诺15在距离您家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它的车窗紧闭，我看不见里面坐的什么人。当我的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它突然启动，然后马上离开了。这辆车根本没挂牌照。我开车绕着蒂耶尔大街转了一会，发现不远处还有一辆深紫色雷诺19。这辆车开着灯等在那里，它同样也没有牌照。不一会，这两辆车便汇合到了一起，然后上了帕莫维大街。我跟了它们大概300米。我的车灯一直开着，我要告诉他们，您的房子有邻居帮着照看。随后，我马上给您家里打了个电话，以便将这一切告诉您。”
这样的事情我到底遇到过多少次？十次？二十次？今天“一位朋友来善言相劝”，明天有人寄来一个木制的小棺材，后天一位证人又带来一些让大家都不寒而栗的死亡威胁……
威胁无处不在，但它却未对我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对此我有两种假设性解释。第一种解释比较温和：谣言有自己的生命，它一传十，十传百，但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谣言的养料是人类的利欲，看一个女人和危险搏斗对于许多人来讲无异于看一出好戏，品一瓶消遣的好酒。所有这些不自觉出现的危险信号都只不过是我经历的这场暴风雨中的闪光而已。第二种解释就令人担心了：不管是建议、警告还是赤裸裸的威胁，它们的目的都是告诉我不要和国家的至高利益相抗衡。我估计，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不存在任何偶然情况的。预审之所以能继续进行，那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身边有贴身保镖，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迈过他们心中的底线。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当今天的人们翻阅埃尔夫案件的庭审纪录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曾经摆在我面前的这条底线有个大致了解。在1996年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曝光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然而不管是在巴黎还是非洲，许多人都知道自己要保护的腐败圈子是如何巨大。
在预审结束之后，我非常惊奇地发现，许多外人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曾受到何等严密的监视，我的生命经历过何等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和那些在夜晚被探照灯追逐的动物有几分相似。除了强烈的灯光以外，它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于是只能胡乱瞎跑，但却始终跑不出探照灯的光圈。
第一部分第9节 威胁（6）
“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
从逻辑上讲，当自己的职员在工作当中受到威胁时，政府部门应该站出来支持并保护她。然而在法院，我的非常处境却引来了人们的议论和伪君子的窃窃私语：“这简直就像在拍电影！”没有人肯把我的同事们召集起来，用几句简短的话向他们说明我现在为什么必须接受保护。政府部门对一切都可以满不在乎，但它却不能容忍任何人来破坏自己的安宁。
感性似乎已经战胜了理智。
什么？一名小法官不仅拿着国家的俸禄在巴黎到处闲逛，还要国家专门派两名凶神恶煞的护卫来送她进电梯、为她开办公室门？（负责经济案件的元老级预审法官埃迪特。布瓦泽特最近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就曾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情绪：“我认为警方完全没有必要对一名法官进行长达三到四年的保护……这一切根本就是骗人的！……对（埃娃。若利）来讲，警方的保护是她炫耀权力的一种方式……我丝毫不羡慕她拥有的这种特权，我更喜欢开着自己的小车回家……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她面临的危险到底有多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危险？“（见格雷伊萨梅和达尼埃尔。斯奇雷德曼合著的《法官们向何处去？》一书第55至56页，法亚内出版社2002年出版））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保镖们总是尽量维持人群的流动，以免引起围观。这本是他们的职责，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我目空一切的表现。
更奇怪的是，这样的保护在别人的眼中居然成了一种特权！我在他们的眼中就像是一位带着两名仆从的公主。不过，我可不希望任何人享受这种待遇。我的个人生活已经变成了一桩沉闷而黯淡的苦差，没有轻松的调侃，也没有意外的惊喜。
有些手中有权的人已经习惯了规律的生活，他们每天早上准时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下午又准时离开，丝毫不觉有什么不妥。但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和所有的职业妇女一样，我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每天还被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累个半死。对于所有人来说，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保镖到大商场里去买圣诞礼物都是一种古怪而痛苦的经历。某个星期天的傍晚，你和丈夫在朋友家吃了饭回来，坐在车里欣赏着落日的余晖，兴致勃勃地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突然，保镖要你把头低下，因为附近出现了情况。就这样，这个美妙的夜晚被糟蹋了。我发誓今后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我向警方正式提出了撤除保护的要求，但他们拒绝了。警方的领导层甚至还决定在某些时间段加强保护措施，他们不仅将我的保镖人数增加一倍（由2个增加到4个），还增设了一个摩托护卫队。护卫队的警官们话都不多，他们根本没有向我解释警方这样做的原因。当时，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其中一位警官。直到今年冬天一位朋友给我看了那次采访的记录后，我才明白警官们当时的感受：“有些威胁是非常具体的，那绝不是恐吓。我们得到消息，有人已经就购买埃娃。若利的人头达成了协议，他们将雇一名杀手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消息已经得到了情报部门的确认。有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好像在拍间谍片，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如果我们发现埃娃。若利有些情绪不稳或者不够冷静，我们就会感到担心。她周围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局势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见如下地址：cfpj/spe_cfj/garde/gardecor/joly1。html）
在法院里，我不得不面对同事们敌视的目光，我毫无选择余地。没有友善的言语，也没有默契的眼神交流，就连和我相处多年的检察官们也对我十分冷漠。在走廊上碰面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对我视而不见。在内心深处，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伤害巨大。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敌意并不是完全冲着我来的：他们只是暂时还无法接受埃尔夫案件的真相罢了。
当司法调查逐渐靠近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判断系统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将高烧和它的征兆混淆起来。对于旁人来说，如果一名法官因为调查某一种民主制度的权力和等级结构而身陷险境，那么对他偶尔得到的“恩赐”——就好像现在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我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并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感到愤慨肯定比反思这种民主制度的缺陷要简单得多。
第一部分第10节 威胁（7）
在我的意识中，威胁的真实情况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已经学会不去想它，但它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确实已经非常强烈。在一次大使馆组织的鸡尾酒会上，我偶然遇到了法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将领，他的制服上挂满了奖章。友好地寒暄了几分钟之后，这位将军突然用他的蓝眼睛盯着我：“女士，我觉得您这段时间肯定过得不是很顺。纷乱的生活、沉重的压力、可怕的威胁……不过，我认为您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我没有回答，但给了他一个带着谢意的微笑。他停了两秒钟，随后换了一种冰冷的声音继续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