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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朋友——特别是对鲍威尔——表现出特殊的个人忠诚。
最后，越战的混乱使阿米蒂奇懂得，事情往往发展太快，这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战争结束时，阿米蒂奇与至少2万名越南人乘船到了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并不愿意接受难民，而且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
回忆起那个时刻，阿米蒂奇说：“我学到一个永恒的道理——宽恕比允准更容易得到。”
注释
① 这段叙述根据2002年8月21日对理查德·阿米蒂奇的采访。
② Lucky Bag yearbook note，由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提供。绰号和举重房的情况由海军学院一同学在采访中提供。
③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④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p。27；34。
⑤ 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Ballatine Books； 1995）； p。59。
⑥ Ibid。； p。66。
⑦ 切尼先是由于在校就读后又因有了孩子而缓役。沃尔福威茨因在校就读而得以缓役。
⑧ Robert Timberg； The Nightingale·s Song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5）； p。91。
⑨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p。24。
⑩ Peter Beinart；“First Serv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 2002）； p。6。
Powell； op。 cit。； pp。77·101。
Ibid。； pp。78；86；100·101；127。
Ibid。； pp。126·145。
Ibid。； pp。138·139。
Charles Lane的“Anatomy of an Establishment Career”一文，引用了格伦的信，见New Republic （April 17； 1995）； p。20，该信由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顿的英国记者公布于众。
Ibid。
Powell； op。 cit。； p。120。
Ibid。； pp。143·145。
Ibid。
2002年9月17日对詹姆斯·凯利的采访。
2001年12月21日对理查德·艾伦的采访；2001年12月10日和2002年7月23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2002年10月22日对拉里·洛普卡的采访。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601·602； Eilaine Sciolino；“Cloak and Dagger Retired； Ex·Chief of CIA Remains Hard to Predict；”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2； p。10。
沙科利2002年11月23日回答作者通过另一位前中情局官员李洁明转问的问题。
2003年6月23日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J。 Edward Lee and Toby Haynsworth； White Christmas in April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5）； p。85。
Ibid。； p。84。
Ibid。； 2002年10月16日对理查德·奇尔德雷斯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70年代曾在国防部担任高级官员的采访。
对凯利的采访。
对洛普卡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2003年3月4日对埃里希·冯·马博德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对阿米蒂奇和凯利的采访。
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书面声明；对阿米蒂奇的采访；Lee and Haynsowrth； op。 cit。。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Frank Snepp； Decent Inter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459； von Marbod statement。
Von Marbod statement to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Walter Slobe； April 26； 2000。
见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6）。
2002年3月12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Powell； op。 cit。； p。393。
对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一位前官员的采访，采访的条件是不要公布他的姓名。
对阿米蒂奇的采访。
第19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松地从尼克松政府进入福特政府。一次，还在“水门事件”正热闹的时候，他私下告诉尼克松，他愿意辞去北约的职务，回华盛顿来帮忙对付国会的弹劾。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这样想。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幸运的是尼克松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①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的前一天，杰拉尔德·福特任命了一个临时过渡小组，负责协助他接管白宫。该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是和福特一起在国会共事过的老朋友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迅速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打电话给他从前的副手迪克·切尼，要切尼到杜勒斯国际机场去接他，协助过渡期的办公室工作。
福特向过渡班子下达的指示是明确的：研究他该如何重组白宫办公厅，如何处理国内政策，但不要触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下达的命令是先干起来，对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白宫在国内问题上运行的情况、白宫和内阁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查，然后向我报告，”切尼在许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回忆，“但是不要触及国家安全领域。”据切尼说，福特的意思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这些都不能碰”②。
新任总统不打算干涉基辛格。当时，基辛格的权力正如日中天。他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务。在政府内部，所有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项目的部门间会议几乎都由他来主持；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控制着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他们起草上报给总统的政策建议文件。在政府外部，媒体和全国都对基辛格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赞赏有加，是他一手制定了1973年的和平协定，为美军从越南撤军和结束越战（至少美国人当时这样相信）铺平了道路。随着尼克松丑闻缠身，基辛格被普遍视为美国对华开放和对苏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在“水门事件”期间，基辛格的公众威信如此之高，尼克松竟希望通过与他的国务卿的关系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福特接手白宫后，他也试图通过保证留用基辛格来获取公众的支持。
基辛格本人则不失时机地确保自己在福特手下拥有至少在尼克松任总统时期后几年里相同的权力。福特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福特签署，备忘录将扩大他业已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份备忘录，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全部决策，基辛格继续主持最高层政府官员有关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的会议。③每逢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想让总统了解他比基辛格国务卿更强硬的观点时，他必须通过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福特上任总统的第一天，基辛格便会见了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向对方保证，他本人和他推行的缓和政策都没有问题。基辛格的意思是“福特要他继续留任，要他特别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多勃雷宁事后这样写道，“……坦率讲，在福特政府的初期阶段，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亨利·基辛格和他的观点上”④。
第20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2）
在福特担任总统的两年半时间里，政府的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利·基辛格失去了他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显赫地位。他的权威在1974年夏季被削弱到似乎难以想象的程度。此外，基辛格试图与苏联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努力这个检验他所有政策的试金石，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福特甚至到了回避使用“缓和”这个字眼的地步。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这是一种思潮，它对美国是否应该与莫斯科做交易或者与其妥协提出了质疑。处在这些变化中心的，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门徒迪克·切尼。
福特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他把拉姆斯菲尔德从北约召回国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取代了亚历山大·黑格。拉姆斯菲尔德很快安排切尼担任他的副官，也就是切尼在尼克松政府里、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扮演的相同的随从角色。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直到福特任命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任命切尼接替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个福特政府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二人搭档配合默契，牢牢掌握了政府的内部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