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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尔德：但是情况的确如此！
基辛格：那我们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60年代以来，我们的水准一直在下降。我们是要维持1960年的水准？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军力？
拉姆斯菲尔德：可那的确如此！60年代以来，我们从优势地位下降到了均衡地位，如果我们不制止势头，就会落伍。
第26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8）
总统：我认为总统不能说我们在走下坡路。我可以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不想说我们在落伍。我要说我们面临着挑战，我们总体是平衡的，必须保持住这种平衡。拉姆斯菲尔德离开白宫，意味着新任办公厅主任切尼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福特总统的竞选。切尼从共和党在各地的民调人员和政客们那里听到的，符合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直觉：他甚至比拉姆斯菲尔德更不情愿支持基辛格的苏联政策。
“缓和是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特别不欢迎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字眼更糟糕，”民调人员罗伯特·蒂特在切尼担任办公厅主任后两周给切尼提交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写道，“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字眼。”福特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哈特曼1月初呈上“国情咨文”讲话稿的时候，切尼加了批注后，把讲稿退了回去，他的批注写道：“鲍勃——外交政策部分针对国会的措辞太强硬，对俄国则不够强硬。”
福特曾一度驳斥过批评者。“我认为缓和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他在1976年1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道。但是，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加大了抨击的火力，称缓和使得苏联利用了美国，在军事上超过了美国，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不到两个月，福特便全面退却。“我们要忘记使用缓和这个词，”他在皮奥利亚对听众说，“……谈判中发生的事情……是会造成后果的。”
那年春天，切尼和福特的政治顾问们都让总统不要反驳里根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挑战。使基辛格不悦的是，他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不值得与里根纠缠；福特在秋季选举中需要保守派的支持。
现在，切尼在他的政府生涯当中第一次不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而自己身处权威的地位。助手们向福特开玩笑说，关于他的内阁重组，媒体最大的问题将会是：“理查德·切尼究竟何许人也？”但切尼迅速巩固了他对白宫工作人员班子的控制。白宫新闻记者们很快给了他一个绰号“大条顿人”（Grand Teuton）古民族，现指日耳曼人。——译者，这既借用了切尼的老家怀俄明州的“大泰顿斯”（Grand Tetons）一词的发音，又巧妙地点到了在H。R。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尼克松白宫办公厅的普鲁士人风格。
1975年12月，福特乘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与毛泽东举行峰会，在此前的四年当中多次造访北京的亨利·基辛格发现，有一件事令他大吃一惊。“我手下的（总统）先遣组，给我安排了一间比亨利更大的卧室，一个更大的套房，”切尼在20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我的套房离总统更近。亨利很不高兴。”切尼时年34岁。
里根的挑战，远比福特或者基辛格预想的要严峻得多。里根在北卡罗来纳州击败了福特，这是任期内的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预选中败北。里根在整个春季加强了对福特外交政策的攻击。然而，随着预选的结束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有足够的代表人数支持他获得提名。
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第一天，里根的势力开始了最后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在党纲中加入一个题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点。这等于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苏联政策直接开火。
共和党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依照法律实现自由”，关于道德的政策要点这样写道。它特别赞扬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的“我们面对世界时绝不能对暴政的本质存有任何幻想的强有力的信息”。它还保证将奉行“绝不背着我们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后来称，他大发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和副总统洛克菲勒则更为愤怒；他们坚持，福特必须进行斗争，击败那条道德政策要点，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它等于是在谴责政府。起初，福特发出通知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与此同时，福特的谈判者们试图起草削弱那条政策要点的修正案，包括删除涉及索尔仁尼琴的语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变了立场。在福特的政治顾问的支持下，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争辩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对着干，并在与里根进行象征性力量较量中败北的话，就有可能影响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对福特其他的助手说，“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则便毫无用处……党纲是一纸空文。”
第27节：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9）
福特让步了。为了避免冲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点。接着他获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赖以竞选的共和党党纲，代表的却是里根和其他批评政府人士的观点。这是基辛格和缓和政策的惨重失败。
诚然，切尼极力主张接受里根的提法，此举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行为。作为忠实而有奉献精神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在努力确保福特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提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解释：观点保守的切尼，在心底里可能远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更能接受里根的外交政策要点。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经挑战过福特和基辛格对待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在个人关系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赖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则问题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党内的挑战者里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当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党的最高层面上抽取基辛格的对苏政策精髓时，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美国情报部门内部进行着同样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国防预算时，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会制定一份关于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的秘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到70年代中期，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国会里持批评态度的人抱怨，情报部门提出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军队的观点过于宽厚和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是否为了支持基辛格的缓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报，或者根本就不够重视从更消极的角度来解释苏联的意图，从而低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长布什采取行动反击了这种批评。他任命了一组外部专家，取名叫“B组”，负责审阅保密的数据，撰写关于苏联及其意图的独立报告。“B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俄国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沃尔福威茨当时仍在美国军控和裁军局工作，是小组的10名成员之一。
该报告于1976年底提交，就苏联的动机提出了与美国情报部门明显不同的分析。该小组的结论是，根据可得到的情报数据，可以认为苏联正在努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并将缓和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苏联决心实现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这个所谓的胜利，实为苏联在全球称霸。”该报告批评中情局过于依赖卫星和其他技术，而未能对苏联领导人的讲话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种使用“B组”的做法代表了沃尔福威茨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认真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专注于在情报界干巴巴的、所谓不带偏见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设和逻辑跳跃上。多年之后，在接受中情局内部的历史学家的采访、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沃尔福威茨说，他的结论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运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发布结论时仿佛它们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似的。“‘B组’证明，关于苏联的意图，有可能得出与分析人员的一致意见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与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沃尔福威茨说。
“B组”的做法创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时起，只要国会议员认为中情局在尽量掩盖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要求成立一个“B组”，重新研究情报并进行独立评估。90年代中期，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成立了一个“B组”式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弹道导弹对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