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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战争内阁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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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干涉。但鲍威尔的基本理念是务实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通过避免另一场越战式的耗费巨大的冒险,他寻求的是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鲍威尔确实曾质疑美国1991年对伊战争的明智性,并积极反对美国干预波斯尼亚。然而,2003年与伊拉克再次冲突的前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这些冒险,没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鲍威尔的军事专长使他了解,任何新的伊拉克常规战争都会以美国速胜而告终。
第45节:走向伊拉克战争(9)
  除了他在战争问题上出了名的保留态度外,鲍威尔并不放弃大原则。他把自己看做解决问题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并没有可代替沃尔福威茨班子那种美国是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的观念的全面看法。对赖斯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也没有任何替代提法。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好军人的角色。他可能在官僚体制里打打边缘性的小战斗,但最终又会支持他所服务的总统。这位总统想把萨达姆赶下台,而从军事角度看,入侵的最佳时机是一年的前三个月,趁中东的天气还没变得酷热起来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说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支持把联合国外交作为布什政府为武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联合国协商的妥协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鲍威尔把联合国11月通过的决议看做争取国际支持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一种手段,而法国及其盟友则把同一项决议看做战争和政权更迭的替代物。到1月中旬,妥协破裂了。法、德等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于是,鲍威尔开始转移重点。他明确表示,美国要和尽可能多的盟国一道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但无论怎样,必须采取行动。
  2月,随着战争的临近,“火神派”在美国构建新外交政策中又铺下一块基石。布什政府接受了在中东推行民主的信念。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政治自由化的样板。
  在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布什声称希望伊拉克的解放可以帮助改造中东:“伊拉克新政权将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一个生动的、启发性的自由典范。说这整个地区,或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不会被这最基本的生活渴望所触动,是专横和侮辱人。”布什首次触及这个主题是在前一年专门对巴勒斯坦人提出民主建议的时候。现在,他明确地把这个主张扩展到应用于该地区其他非民主政府,包括几十年来支持美国政策但同时又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布什的讲话是沃尔福威茨等政府内新保守主义者的胜利。自1986年菲律宾“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以来,他们日益深信并一直倡导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理念。尽管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支持强权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新保守主义者反驳说,这种政策从长远看是有害的;民主政府更稳定。最初,随着菲律宾、韩国开放其政治体制,新保守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东亚的民主上。现在,新保守主义者在把同样的民主主张输送到中东。在思想上,新保守主义者受到著书论述了伊斯兰世界政治体制失败的伯纳德·路易斯的影响。政治上,他们在对“9·11”袭击做出反应,这些袭击反映了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等非民主政府的消极方面。
  在呼吁中东民主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又回到了原位。70年代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新保守主义的带头人,曾对卡特政府迫使伊朗国王开放政权和推行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在那个时期,对专制政权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对新保守主义者不是可以含糊的微末小事,而是重要的具有长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当新保守主义在里根政府期间首次倒向共和党时,柯克帕特里克成为这场转变的先锋人物,而里根对柯克帕特里克关于伊朗国王的观点的赞许,是她愿意转换党派的一个主要因素。
  2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者提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他们曾反对用于伊朗的民主改革。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呢?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应该为与苏联作斗争这一更大的事业而支持专制盟友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如此强大,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需要依赖专制政权的支持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共产党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第46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0)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实(有几个欧洲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和大量夸张(“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代表了从美国支持欧洲统一这一长期立场的重大偏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企图鼓励内部分裂——不是由总统或国务卿提出,而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
  几周后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独自攻打伊拉克,用不着英国部队。“只要他们(英军)愿意参加……显然是欢迎的,”国防部长说,“要是参加不了,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他们用不着参与,至少在那个阶段用不着。”这些话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当时正极力以美国迫切需要老盟友的帮助为由,说服国会英国应该加入这次军事行动。那个月一直跟随英国首相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对布莱尔的打击:“被英国传统的对手法国背后捅一刀是一码事。被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踢一脚,被告知他在国内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的所有努力都是浪费时间,那可是另一码事。”在布莱尔半夜给布什打了两次电话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书面澄清,说他的本意不是他的话明确包含的那个意思。
  布什和“火神派”在他竞选总统时曾保证要恢复美国的联盟的力量。随着伊拉克辩论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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