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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里宁夫人不愿意谈她的不幸遭遇。据说这同莫洛托夫的夫人正好相反，她有类似的遭遇，但逢人便说。
事实上，中国既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舞台（不论就本国或国际而言），它就不再能引起莫斯科的迫切关注，而成为小事一桩。企图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多半只是为了论战，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研究。苏联领导层中的争论双方，在苏联及其他外国共产党人中、在莫斯科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宋庆龄觉得她不了解这些斗争，也不应当介入。
在个人方面，虽然她能对付中外右派对她政治立场的攻击并且乐于一拳一脚地同他们战斗，但当有人企图用有关她私生活的谰言来损害她在公众中的声誉时，她实在气愤难忍。
10月间，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所造的谣言相呼应，在中国和外国都刊出了她要同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她看到，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义，而降格为“肥皂剧”①剧情中常有的一场私奔。她还看到，这又是一种诡计，想把她同受尊敬的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从而减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这是她一生最主要的目标——而战斗的力量。从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谣传的卑劣用心和公开威胁。这是1927年9月28日美联社的一条电讯，是向全世界广播的：
①“肥皂剧”（Soap opera）指美国以家庭妇女为对像、内容为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常由肥皂商人主办以推销商品，故名。——译者
“伦敦，9月28日（美联社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
“（此事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
这些谣言对她的伤害是那样厉害，以至于影响了身体健康。她病倒了，使人十分痛苦的带状疤疹（荨麻疹）大发作——这种病显然是先天的，因为宋家好几个人都是一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就会发病。
使她精神更受刺激的是同好友雷娜·普罗梅的龃龉。据当时也在莫斯科的希恩的记述，雷娜早就知道外面报纸上登了上面说的这些谣传，但估计到庆龄会为此而感到痛苦，所以没有告诉她（雷娜对陈友仁说了，陈也坚持不能告诉庆龄）。正像这类事情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一样，结果反而糟糕。庆龄从高加索愉快地度假归来，刚下火车，就有人因为从《纽约时报》上读到这则谣传而向她预致祝贺。她一听就晕厥过去。①这倒不是因为妇女要为死去的丈夫终生守节这种中国传统观念在作祟，也不是担心影响她的令名。她是一位现代妇女，丝毫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从她冲破世俗网罗同孙中山结婚一事可以证明。她也没有为任何个人野心所苦恼——她向来是不愿出风头的。她所看到的是，这些语言正在扰乱和抹黑她所献身的事业——她同孙中山结合就是为了促进这一事业，现在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她保证要维护和推进的也是这一事业。
①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宋庆龄特别否认了上海流传的、说她在莫斯科生活很苦的谣言。这些谣言的散布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使得正为她担心的母亲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回国。
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1月的第二个星期，聪明、勤奋、充满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罗梅——她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像一把火炬，因为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突患严重脑炎，至11月21日去世。在她病倒前几天，她还高兴地告诉文森特·希恩——他正在追求她——莫斯科列宁学院已接受她，她准备下周入学，以便为她已决定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运动服务终生（她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她的中国老朋友章克也谈到她的热诚，但补充说，她当时内心却非常不安，因为她现在既已把理想寄托在共产主义运动上并希望它团结强大，而现实却是它因派系纷争而四分五裂——章克觉得这种忧郁心情可能毁了她的健康。
在雷娜的丧礼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泪流满面，发表了动人的悼词。参加丧礼的除了苏共党员、中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及从广州和武汉来的老友外，还有美国人，包括激进的经济学家斯科特·尼尔林、一点也不激进的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和著名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当时是汤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过莫斯科大雪覆盖的街道。希恩回忆说，宋庆龄拒绝乘坐小轿车，只穿着从中国带去的单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几天之内又来了令她痛苦和气愤的第三个打击。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龄成了扼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的妻子。这一事件给她的伤害由于个人的失望情绪而加深。当她们一同在美国的时候，美龄实际上是由庆龄带大的；而在庆龄不顾父亲的狂怒和母亲的哀哭执意要嫁给孙中山时，美龄是站在她一边的。所以庆龄很喜欢她的妹妹。现在，美龄却把自己的命运同这样一个人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由于性格令人讨厌而且在男女关系上行为放荡，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庆龄就已说过，她宁愿美龄死掉也不愿美龄嫁给他。但当这件婚事进行的时候，美龄并没有因此而迟疑，反倒因为蒋正交好运而急于促成这一“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庆龄曾这样辛辣地分析）①的结合。野心勃勃的美龄发现，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诱惑是难以抵制的。蒋则寻求同孙中山——他宣称自己是孙的继承人——建立某种亲戚关系（即使是姻亲），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种亲属关系。宋家有钱、有西方技术、有各种关系，包括外国和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支持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将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关于此事，庆龄的评论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庆龄对于她同陈友仁关系的谣言的反应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陈思兰的书中已详述。但不妨附带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国政治问题上非常天真的外国左派，居然也会为此而表示祝贺，例如比利时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1927年10月五日显著刊登了家和陈的照片，说明是：
“中国革命的两位领袖……即将在莫斯科结婚。”
简言之，蒋和他的政权都在拿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又试图把她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目中抹掉——这种情况使她恼怒和感到羞辱。但由于她看问题都是从原则、而不是从个人出发，所以所有这些个人的痛苦和冲击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强了她的公共活动。
回过头来再谈莫斯科当时的局势。它影响着中国和在中山大学的中国人——犹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阳一样。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即孙中山逝世那一年创建的，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联合主办，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训政治工作者，如同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样。招收的几百名中国学员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指派。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