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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
“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①——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①这个女学生就是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她历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国际工作部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多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并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①，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主持正义、保障民权、营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地的妇女一见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这些奇怪而可怕地迈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吓得躲进门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耐心的革命的群众工作；
“现在，边区的妇女……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妇女们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她们是男女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是很平常的事。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
“到过这些区域的人，都会谈起那里的妇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们如何在战争中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只有在将来才会达到。”
各地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对于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工合”，来自武汉的纺织女工教会了两万名军属、难民和农妇生产毛线。“工合”的妇女组织者们显示出她们是能干的，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英勇的。
但从全国来看，同令人振奋的1937—1938年抗战初期相比，出现了危险的阴云。
“……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来，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争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这种过程再一次地证明了妇女的地位是与进步和落后势力的消长有极密切的关系的。……例如，邮政局突然宣布不再雇用已婚妇女。女青年会的农村教育计划也停止了。……指导委员会本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对于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份它为召开妇女工作领袖会议而发出的正式文告。这份文告劝告妇女们加强组织、提高个人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告诫她们“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宋庆龄尖锐地指出，这是“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不消说，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
尽管如此，她响亮地宣布：“我国妇女们的觉醒仅仅是在开始。”
“我国妇女的斗争史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妇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战争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还深。当打退了侵略而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妇女将与各国妇女站在一起……使将来的一切都向前发展。”
1942年6月22日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所属半官方机构）举行的纪念会，一同出席的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邓颖超、郭沫若和史良等。她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苏联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于全民团结一致。这显然是为了反衬出中国国内团结的被削弱，间接地对国民党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加以批评，而对左派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则加以赞许。
在她留居重庆的几年里，遇到苏联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她总是同左派人士一起出席。她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是一贯的、坚定的，体现了她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联俄”一项的坚决继承。她很高兴地知道那边的朋友们在尽他们的努力。如在一封信中写道，“莱培”现在“是个大人物了，统率着一支大部队……”。①但她没有忘记那些在30年代后期被清洗的人——他们已经不再能参与战斗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说，现任苏联驻华大使“不像（前任）博戈莫洛夫那样讨人喜欢……看来我们认识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已不在人世——在维希②和伦敦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尽管名字也是季米特里，却不是同一个人。”③
①这支妇女服务队的全称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是胡兰畦，关于她的情况在前面的几章中均曾述及。本书作者曾在抗日前线见到过她。
②1940年6月纳粹德国攻陷法国首都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投降，使将此卖国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故又称维希政府）。——译者
③同下注。
1943年1月下旬，她就英、美两国正式宣布取消在华特权发表声明。这些特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主要是治外法权（各该国国民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英国还有在若干中国城市设立租界之权。宋庆龄分享了人民的喜悦，但告诫大家，正式宣布撤销这些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开始。第一，这还不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已获得平等。“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第二，英、美虽宣布取消特权，但它们过去享受这些特权的地方“尚沦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子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第三，“总理遗嘱，所期待于国人者两事：其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召开国民会议。余深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之中，国际关系已趋平等之后，国民精神必日见其发皂，民主精神因抗战建国而必日见其发扬。”①
①宋庆龄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夫人函。“莱培”是对博戈莫洛夫任苏驻华大使时的使馆武官利帕宁将军的昵称。
象通常那样，她一再引证孙中山的遗教。但国民党对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