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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福大命薄，〃新中国〃建立仅一年有余，即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突因脑溢血不治而故。接替任弼时位置的是陈云，他比任还年轻一岁。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不怎么喜欢他，嫌他是〃店员出身〃商业意识太重，搞搞经济还可以，当〃备用胎〃 不行。于是在一九五二年调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位列全党第六。他的〃备用胎〃的〃备用胎〃身份也很明显，年纪与任弼时相当，年轻时旅欧留苏，办过报，打过仗，是党内的〃文武全才〃，兼有〃举重若轻〃的素质，故而为毛泽东看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告诉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板着手指，向赫鲁晓夫介绍他的〃备用胎〃，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便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朱德。
周恩来、朱德都比邓小平要资深位高，却只能排到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按毛的评价，刘少奇〃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周恩来是〃政治上弱点〃，朱德则是〃年龄不饶人〃，唯有邓小平没举出一条缺点：
〃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与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还不那么迫切和严重。毛泽东正值壮年，身体也很不错，他只是不愿干国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线，只做党的主席权大而责轻。中共高层阵营中，大伙儿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样儿的〃，谁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泽东高高在上实行监督，将来的江山究竟委以谁干，不妨从长计议。〃不要着急，慢慢来。〃
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位被人挑战，心里很不受用。尽管党内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彭德怀，却仍震动不小，他开始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结合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于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
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特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
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不能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项原则，每一条都针对赫鲁晓夫来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足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死后鞭尸十分恐惧。他在文革后期第三次打倒〃举不出一条缺点〃的邓小平，也就是怕他将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尸。
五条的提出，是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刘少奇的严重警告。所谓〃赫鲁晓夫〃那样，就是指的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惜刘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样文章，充份体现了〃灵活性不够〃的弱点。结果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周恩来以及群众运动的势力下，一举把他打倒。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 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中共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临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时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南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