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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返回上海“摘桃子”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
“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样。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