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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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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

  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大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存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诸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诸于众;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摔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一九七四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

  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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