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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啼、啼”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啼、啼”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啼、啼”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啼、啼’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一九六七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凋记录如下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啼、啼、啼”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色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
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代”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
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代”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申”。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代”大黄鱼问题：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
万廷针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
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代”：
大约八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
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XX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
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的“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四十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一九五三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一九七三年八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一九五三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一九七四年二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