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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窥那个时代这些“高手”们歪曲捏造、致人于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实真相是，我与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在横渡长江后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曾一道工作，调总社后又在同一个部门，自然熟悉亲近些。没想到这就成为一条罪状——“为什么你们来往多？这还不是‘小圈子'、‘小集团'？”先定“罪”，后“求证”，一个“反党的”、“有阴谋”的“右派小集团”就这样下了定论。
因为定为“反党的”、“有阴谋的”、“篡夺领导权”的“右派小集团”，于是正常的出差去作报道工作，也成为“阴谋活动”；正常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成为“互相呼应”；连日常的闲聊天，也成为“背着党”的“小集团活动”，那“目的”据说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原先的军事组和后来的解放军分社充其量不到十个人，而把这个“小集团”竟描绘成有“统帅”、有“军师”、有“大将”、有“急先锋”、有“纲领”，还有什么“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一套“战略战术”，不啻是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宫廷政变”，这岂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随之，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家乡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了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亲者痛，仇者快》，把新华社的那条电讯在国内外引起的一切恶果的责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时，我硬是被一些人推进了万丈深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根本不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而纯粹是徇私报复，落井下石，搞臭骂臭，浊流横溢。
这样的所谓“批判斗争”，对我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说一句公平话：虽然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斗争”，在语气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诬蔑诽谤，但在行动上并未损害我的人身尊严。
当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我忙于记录别人的批判发言和所提的问题，紧张得汗流泱背，社党委书记普金在一旁给我扇扇子，社党委委员了九递毛巾擦汗并倒来了茶水。这些文明举动，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脚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语的。
后来，也许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分子”太多了，连一位汽车司机和一个未满18岁的电台练习生也被“揪”出来了，实在“批”不过来了，才草草结束了对我的“批判”，叫我写“检讨交代，提高认识”，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康生同志选定的九部马列著作，争取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此刻，我内心斗争之猛烈，犹似江海汹涛之激荡！
9 定罪
一
1958年3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①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①对“右派分子”的处分，除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外，其行政处理共分六类：一、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职；五、降职降级；六、免于行政处分。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
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
“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
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
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
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
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
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
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
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
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
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
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
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
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
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
“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道“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
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
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
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
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
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
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
“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
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出兵援
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如
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