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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我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
按照这种冷酷的作息逻辑，如果是在北极圈内，盛夏的夜晚几同白昼，那我们就得日夜连轴转，除了吃饭，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三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
“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领导的，口粮定量比你们的少得多，可还吃不完哩！”
他说到这儿，广播喇叭下面的听众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当然吃不完！”有人说。他们人人在云山都有家，可是人人都在场部的小饭馆里吃“包饭”——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还得用油煎得两面黄；打猎队打到了野猪、狍子，先得归他们吃个够；偶尔打到了熊瞎子、梅花鹿，熊掌鹿茸之类的珍品，往往也是以他们的名义恭奉给他们的上级，剩下的也得先管他们吃个够，他们岂有口粮不够之虞？！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窝头咸菜连肚子都难得撑饱的人惟一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在享受着“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恩遇”，每人每月只交6元钱，此外就各走各的道儿，别如天壤矣！
这时中国已进入“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人民公社化”新时期！
他们逼着大家拼了命地干活，口号不是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向上报捷”。若问为谁“报捷”，为什么“报捷”，他们是难以回答的。
许多时候“捷”是“报”了，小麦、玉米、大豆都割倒了。却堆在地里脱不出粒，有好多只得等来春再说。风吹雨淋，霜打雪埋，兽损鼠耗，损失颇巨。待到来春，又大抢春耕，有的来不及脱粒，有的已无粒可脱，有的都已霉透了，只得统统付之一炬。场部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1959年全场因此损失了1／3的粮食，而到手的又多半是霉烂变质的，磨出的面粉是“头痛粉”——蒸出的馒头黏乎乎、酸溜溜、又苦又涩，很多人吃了上吐下泻，头晕目眩。此外，每年冬天抽很多人上山伐倒的大批木头，有不少又运不出来，也只得任其腐烂虫蛀殆尽。国家不惜大量投资，满指望农场为国家增添财富，结果反成了大累赘！
我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颇在理。它不禁使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因为在任何事业上，倘若流氓一得势，事业都必定会破产。这原因，还是鲁迅先生分析得好：“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比如有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
眼前的现实可不就是这样么？这种人有了权力有了地位，照样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用凶狠的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被他们所控制的人。
在这些无尽的悲凉与气恼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呈现出屡屡难绝的忧伤与失意。有人说，当年怀着崇高的理念而英勇献身的同志，今天换来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些攫取了他们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成果的人们，以“王公侯爷”自居？
还有人说：旧的三座大山是没有了，但一座新的大山的分量似乎也挺沉啊！
四
不平则鸣。
德国割草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说过：“免除一切乞丐式的谦虚，因为我相信自己对科学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小小的贡献。”我与一些难友从农场议论到国家，从农场的不当作为推论到全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说现在大谈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完全是“乌托邦”；“人民公社”不是“应运而生”，而是人为地搞得大快、太早、太急；中央的决议、报纸的社论、领导人的谈话，鼓舞很大，调门儿太高，乐观得太过分；“十五年超英”改为“七年”又改为“三年”，无异于痴人说梦，除非马克思显灵，把我们人人都变成担山赶太阳的二郎神。《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报道广东某公社的积累高达65％，只把剩下的分给社员，说这是“共产主义风格”，这些无异于鼓励各地掌权的干部，都去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都去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样下去，肯定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再多了就是祸害”的民谣，就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愤懑之声……
正当我和一些难友不断这样议论的时候，与我藕断丝连的妻子正与新华社的许多人，协助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说什么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国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个县可以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她给我来信说：徐水县将在1962年跨进“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这纯粹是胡折腾，是向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抹黑，只能惹起全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嘲弄，而绝不会赞美和向往。她回信批评我这是对党的总路线没有信心，还是站在“右”的立场上与党的“正确方针”格格不入。
可是我坚持认为，所有这些胡想蛮干的后果，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大灾难。因为原有的已被破坏，“新生的”则纯属幻想，必然导致青黄难接，危机四伏，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必将发生重大困难。特别严重的是败坏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必将给全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
这时候，报纸上纷纷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词。很快就得知，这主要指的是为民请命的彭老总、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红旗》杂志上的社论和安徽省委书记的文章，竟破口辱骂这些同志是“敌人”，这使我极为愤慨！据我所知，彭老总和黄克诚等同志的清廉正直之气，艰苦朴素之风，爱民爱党之情，绝非骂人者之流所能与其相比的。骂这些同志为“右倾”甚至“敌人”的人，是有失天良的。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解。
“不！”彭总说，“你们人多目标大。我只带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目标小，还是我到你们的洞子里去为好。”
不论普金怎么说“彭总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彭总硬是带着一位夹着朝鲜战场军用地图的参谋和一位警卫员，从后山腰下到沟底，再翻过前山的山头，来到了志愿军总分社的山洞里，给记者编辑们讲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金日成给彭总送去两大箱苹果，每箱足有500斤。彭总一个也没吃，送一箱给司令部的参谋们，送一箱给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同志们。彭总的一位警卫员悄悄地从给参谋们的那一箱中给彭总留了一脸盆，彭总发现后把这位警卫员同志狠批了一顿，坚决让他还了回去。
彭老总的这类平易近人、关心部属胜似关心自己的品格，是许多位高势显的人没法比拟的。
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正气反而得不到弘扬，而听任毛主席的个人专断？就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言，为什么那么多过去叱咤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画地为牢、噤若寒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于感性。从理性出发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较坚定的。可惜，我们党内的这种人似乎并不太普遍。大多数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除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而外，往往也掺杂着追寻个人出路等等的私心杂念。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