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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人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个“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还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给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先生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词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惟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之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啁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了，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惟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惟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分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家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并合影留念，谁知乃是永诀！在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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