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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十几期，《辣椒》在读者之中和新闻界同行之中，反响是好的。河北正定地质干校有四名教师投书《辣椒》，反映白司长到该校对青年学生搞残酷斗争逼供信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派人去采访调查（1957年这几名教师也都被打成右派），充分说明了读者的信任。
我1956年夏天在青岛采访时，发现大街上卖鸡蛋不是论个儿论斤，而是打开了蛋壳装在大盆里用勺子舀着卖。询问之下，得知是副食品仓库里管理存放有问题。经过采访才弄清楚，原因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写了一篇《在鸡蛋问题的后面》，文中引了一句工人骂娘的话：“在公私合营之前，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没坏过一个鲜蛋（坏一个，资本家也心疼）；如今官僚主义的管理，就是铁蛋也变臭啦！”
应当承认，《辣椒》副刊在我主编的二十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官僚主义的锋芒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读者仍然普遍反应：“不够辣！还得再辣点！”我当时虽然幼稚莽撞，但还没有达到忘乎所以失去分寸的地步，所以总是跟孙秉富说：“又是推着咱们往火上烤哩。小火小烤，辣椒更香；火一大，就自我毁灭了。”
从上边又传来了话。说是有人感到《辣椒》有问题，把已出的几期副刊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诙谐地回答道：“辣椒有什么不好？四川人湖南人就喜欢吃辣子嘛！”当总编辑张黎群从耀邦同志处得知并向我们传达这段话时，我们像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那个天真得意劲儿就甭提多美了。
采写批评性的稿件，使我对社会弊病有了较深一层的认识，感到干部的水平（当时还没科学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这样的提法），特别是相当多的高级干部的水平同党中央的政治水平相差悬殊。我记得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很大一段讲到反官僚主义的问题，鼓励从下而上地揭露官僚主义。张黎群随少奇同志赴河南视察时，亲耳听到刘少奇对白司长批评文章的肯定。然而像白司长那样厉害地压制群众，把青年学生中的认识问题、思想作风问题当成敌人那样对待，逼得有的学生喝煤油自杀，实在不尽是个官僚主义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太主观、太武断、太教条，无民主作风和法律观念可言造成的。一句话：这样一些政治水平文化水平过低的高级干部是目前我们国家许多尖锐矛盾的根源之一。比如当时国产电影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像《在前进的道路上》等等，观众看不下去，中途纷纷退场。再如对留学苏联的学生的审查，太偏重政治历史，轻视学识才能。这些问题无不与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的水平有关。
没想到，我的这些零碎的采访后未见诸文字的杂感偶语，却成了我被扩大为“右派”的“反动”言论。
在新闻界当右派有它先天的利弊，一旦被“扩大”进去，立即臭名远扬：“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战果——揪出右派分子某某某”！而且常常得到头条要闻地位的显赫待遇；于是亲朋好友或读者，凡是以前对这个右派的文章有过肯定言论者，迅速受到株连，所以反右战果如雪球滚遍全国。我的一个堂弟在武汉也因我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但也有一利，那就是：“罪行”见诸报端，有如公开的、永久性的历史档案，谁也无法抹掉，无法销毁。
鄙人上述有关《辣椒》副刊反官僚主义文章以及我的“反动”言论，至今不难查找，请在《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4日第三版头条，由王某同志（后升任中青报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即可一目了然，看看我今日记述的是否忠实于历史。
《自由谈》与我的“惟我主义”
1956年冬，报社有几位同志组织发起筹办一张墙报——《自由谈》，墙报内容无非是对报社内领导不民主、调整工资级别不合理、后勤服务不周到等等问题发表的长短言论，那稿件比小宇报大，比大字报小，抄在纸上粘于布上，已经基本就绪。《自由谈》整个发起组织的全过程及内幕，我一概不知。
《自由谈》出版前夕，他们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发刊词。经人们一哄，一请，这不祥的差使，糊里糊涂地落在我的头上。我这人经不起求，几个人到办公室苦苦哀告，我就心软了：“好吧，我试试看。待会来拿。”
《发刊词》只有几句话，并不难记。大意是：“这是一个民办的不必送审的墙报（意在影射《青年报人》铅印内部小报乃官办也）。其意在于多唱几出于党有益的对台戏，毛主席提倡对台戏，旨在活跃民主生活。本报为不定期刊，意见多则长，意见少则短，没意见则不出。本报将不至于收归公有或与机关报合并。”
第二天一上班，墙报前面围满了观众读者。一位副总编停步一看，大声喝道：“这是什么人搞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越说声音越大，火气越旺，伸手抓下稿子，边撕边喊：“他们想向党要自由！要什么自由！”整个二楼三楼的同志都从办公室跑出来听着这怒吼，人们不由得屏住呼吸，没写稿的庆幸自己没参与其事，写了稿的人有点后悔闯了祸。不久，就在大饭厅开展关于《自由谈》的大讨论。王亚生是记者部副主任，当时远在武汉采访，与他毫无关系，大约是本性难改吧，千里迢迢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自由谈》，认为这是社内发扬民主的好形式。讨论大会上，除了许多关于批评民办墙报是“不要党的领导”、“有反领导（当时没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是延安《轻骑队》的翻版”等等之外，也还有人甘愿出来当反面教员，画家丁午就是一个。
他说：“我认为领导同志太缺乏幽默感了，连俏皮话都容不了，还怎么发扬民主？怎么活跃社内的民主生活？我认为对《自由谈》用不着大惊小怪，大兴问罪之师！不信问问写稿的几位同志，他们有什么反领导情绪？如果虚怀若谷接受大家的好的意见，不就完事了吗？摆开这么大的阵势，未免太严重大小题大作了吧？”
大会被丁午搅得不欢而散。很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知道了中国青年报社内出了一个民办墙报，派人来抄录了稿件内容，以后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批评。当然，也没有表扬。
这时，有人主张取消《辣椒》副刊（其实从创刊号试版，我送大样给团中央某书记审阅时，他就明确表示：“回去告诉你们总编，我不赞成搞这种副刊！”），孙秉富叫我坚决顶住。我想如果编委会决定，谁也顶不住。后来一打听，编委会未议此事，只是有人担心《辣椒》的影响愈来愈大，有的省市企业的团组织或青年监督岗相继办了《紫皮蒜》《朝天椒》《刺猬》等不少批评、讽刺性的副刊。我从重庆收集了一批工矿企业的这类稿件，借此开辟了一个新栏目：《辣椒的兄弟们》，还写了个编者按，欢迎同行们寄稿来。
有人认为这是副作用，如果共青团也都来批评团外的一些个合理现象，岂非不务正业？取消论的论据就在这里。
我只写了一个小纸条贴在讨论要不要取消《辣椒》的评报栏内：“《辣椒》一旦取消，本人面临失业，只好到大街上卖唱去也！”
仅此一语，1957年又构成我“反党”罪状之一：妄图联合全国《辣椒的兄弟们》起来反党，并负隅顽抗，以上街卖唱相威胁。这仍然是丁午所说的“跟没幽默感的人对话，没共同语言！”
在报社搞业余创作，在许多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个人主义表现。我当时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篝火》，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剧本打印，并派编辑钱伟与我联系商洽修改事宜，说水华要找我面谈。以后批判我的惟我主义的主要根据就是此事。那评论的题目是《从惟我主义到反党》。
几乎每出一期《辣椒》，总要因为稿件的修改问题、抽撤问题与值班总编有所争执。
《自由谈》事件，我又成为幕后策划者之一。何必如此惹得一些领导人心烦呢？别等待撤职查办，自己趁早走人吧。
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副总编陈模、钟沛璋提出，请求调到记者部。但批准令迟迟未下达，直到物色到高炜来取代我时，陈模才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非正式地透露：编委会已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当时我乐得几乎跳了起来。
1956年除夕，天正飞着小雪。当我迈向二十六岁的门坎儿时，我的心境是多么轻快豁朗啊。我和同室的画家裘沙两人各自正处在跟女友的热恋之中。我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