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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困扰了几十年。过去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罪名太大，又是毛主席亲自批下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家属，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怀疑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总以为父亲确实有不小的错误。
所谓丁、陈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肃反运动中。开始是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用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央反映问题，从方式方法上说并不一定对，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党章中的民主渠道不那么畅通，有些问题反映不到中央，所以有人才用此迫不得已的“下策”。当时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根本不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不仅不从自己的角度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反而在追查它的作者方面大做文章，急欲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反映问题的人处理整肃，杀一儆百。应该坦率地承认，父亲在“匿名信”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信虽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信中的内容是他提供的。他的意图很显然：过去对《文艺报》处理不公，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纠正。
作协党组为此前后召集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约七十人参加，最后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反党”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帽子大得吓人，但在这吓人的罪名之下，又有多少事实呢？父亲在1956年5月曾写了一份呈递给中宣部的《陈述书》，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份关于了、陈的报告是1955年9月30日递交给中宣部的，但实际上早在一个半月前，他们就已经给父亲定论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
1955年春天，父亲去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8月初回到北京，据说是周扬同志用电报招回来的。回京之后就大会小会不断，有时白天会开不完，晚上继续开。
8月19日下午，我们全家都在。我和弟妹们正值暑假，母亲也因为小妹妹陈幼京出生刚满月，产假未满而在家休息。
父亲前几天接连参加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刚得空在家休息。他在卫生间里洗澡，想好好宽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
母亲日夜照料刚满月的小女儿，时时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几乎每天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大小会议。会上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围攻，每天回来总是又累又气，寝食不安，人明显瘦了，眼眶也现出睡眠不足的黑圈来。心绪不安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母亲问他会上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愿意说，问多了他便不耐烦，两人免不了就要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情绪都不好，谁也找不到互相安慰和体谅的共同话题。
那天父亲没有去开会，情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躁不安。我们感到气氛比平常宽松，心情也稍稍愉快了些。我们打开了父亲1951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教一首新歌《北京——乌兰巴托》，欢快的乐曲在房间里回荡，大家精神也为之一振。收音机里教唱一句，我们大家就跟着唱一句。偶尔有人唱走了调，大家不免哈哈大笑起来。奇怪的是，一向严厉干涉我们，尤其怕我们吵闹的父亲，今天也没有训斥我们。只听得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正在专心地洗澡。
有人敲门。
“谁呀？”母亲问，一边叫我去开门。
进来的是又高又瘦、颧骨凸出、尖下巴、背微驼的康濯叔叔，他是父亲的老同事，过去经常来我们家。
“康濯同志，请坐请坐。延安，快给康濯叔叔倒茶。”母亲忙不迭地吩咐我。
“不必了，”康濯冷冷地说，冷淡得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过去来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找企霞有点事。”
“企霞，康濯同志有事找你。”母亲朝卫生间方向叫了一声。
“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父亲应道。
康濯拉长着脸，示意母亲不必管他，继续干自己的事。我们见客人一进门，就关上了收音机，我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和康濯搭搭话。可他仍旧绷着脸，冷冷地坐着，没有一丝笑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屋子里的空气有些凝滞了。
不一会儿，父亲洗完了澡，穿着一身紫红色条纹的睡衣睡裤，脚上踩着拖鞋出来了。
“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就来。”父亲对康濯说。
“不用了，我们到外面走廊里说几句话。”
两人一起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接着从外面传来了父亲大声抗议的声音：“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声音逐渐远去了。我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心里又紧张又害怕，预感到什么不幸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少时，又有人敲门，原来康濯一个人又回来了。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两人嘀咕了一阵，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就变白了，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康濯让母亲找几件父亲急着要穿的衣服给他带去。
母亲去拿衣服，康濯拿着一串钥匙，我一看就认出是父亲的，怎么会在他手里，我心里直纳闷。他来到父亲的写字台前，打开抽屉开始翻找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爸爸不在，他怎么可以随便翻爸爸的东西？就没有好气地问：“你干吗翻爸爸的抽屉，爸爸说谁也不能不经过允许就乱翻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
康濯愣了一下，然后略微有些尴尬地哄我：“你爸爸让我替他拿件东西。”说着，又埋头翻找起来。
母亲拿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交给康灌，他匆匆地走了。母亲和我心里都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说，康濯说对父亲隔离审查，是组织上的决定，她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带走了。过了很久，一次偶然的场合，我们才从父亲口里听到当时他被康濯等人带走的情景：
那天，他们出了门，走到楼梯拐角处，早有两个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作协的张僖同志，另一个是陌生人。陌生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有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签字，陌生人要父亲在逮捕证上签字。
父亲当即向康濯和张僖同志严肃地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向你们郑重地提出三点声明，请你们向作协党组汇报：第一，这种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矛盾的范围搞乱了；第二，我坚信组织上有朝一日一定会纠正这种错误做法，到时候，你们就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尤其是你，康濯同志，作为一个作家，要好好地检查检查自己的灵魂；第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和政府的法令，尽管我个人不同意，也只能勉强就捕。”
康濯把父亲的衣服带走后不久，作协的人事科长敲门进来，要母亲把父亲的一支左轮手枪交给她带走。母亲不敢怠慢，急忙用钥匙打开抽屉，可在抽屉里找了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抱歉地对她说：“这样吧，您先同去，我再好好找找，找到后马上叫延安给您送去。”
科长才走了没多久，母亲就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手枪，原来她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她急忙用报纸把手枪、子弹和持枪证都包好，叫我送去。
这枝手枪我很熟悉，是父亲刚进北平在文管会工作时，为了自卫的需要，上级发给他的。那时他平常用一块红绸子包着它，还有六颗亮晶晶的小子弹。父亲很爱护它，有时还拿出来擦擦，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几年北京社会秩序安定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它了。和手枪一起的，还有一张持枪证，我也见过。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我想起不久前作协资料室有个叫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