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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回来后，想把去丁玲那儿的情况告诉父亲，冯雪峰那里她没有地址，去了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她盼父亲来电话，但总盼不来。她实在无法和父亲取得联系。她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斤高级水果糖，把去丁玲那里的情况和家里的生活情形写成一张张很小的字条，也告诉他千万别在夜间跑出来打电话，免得出事麻烦。
她把小字条分别包在糖果纸里，用铁罐装好，再拿些日用衣物，请两个公务员带给父亲。过了几天，父亲写了张条子让公务员带来，说糖果很好吃，以后可以多买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作协的负责同志，不管是康濯、张僖，还是阮章竞，只要去找父亲，父亲都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即使是国民党的监狱，家属也可以探监送饭，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就连老婆也不让来看望了，简直太过分了。后来作协只好勉强同意家属去探望。
这样，母亲又搬回贡院西街，经常去父亲那里探望。时间一长，因为常来常往，两个公务员也就不怎么管了，有时母亲带着我们就在父亲的小屋里的炉火上烧饭吃。
年底就要到了，五叔陈适五从柏林调回国内，几次未能和父亲母亲联系上。后来好不容易才通过电话和在幼儿园的母亲联系上，因为电话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当天晚上十点匆匆赶到灯市口，听母亲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觉得作协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匆匆忙忙呈报公安部将父亲逮捕和隔离反省，似乎缺乏必要的充分理由。他和父亲在延安时都亲历过整风审干和所谓“抢救运动”，有过一些经验教训。他同父亲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相信父亲决不会反党。但他听了母亲的陈述，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母亲的认识也可能不那么全面。当然，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还必须依靠组织，而在组织还在审查的当儿，作为同志、战友和兄弟，他想先去看看父亲，跟他好好谈谈，问个究竟。
他把这意思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为难，说，作协说只有家属才准许探望。五叔说，我和企霞是兄弟，我也是家属嘛。
第二天，五叔一早就先到贡院西街我们家，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作协机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隔离室，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和阻拦。兄弟二人见面激动万分，想不到解放初五叔出国前，他们互道珍重告别后，过了几年竟在这种情况下再见！二人紧紧地拥抱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五叔看着父亲长而乱的头发和满面胡须，心里十分难过。父亲为了抗议作协对他的无理逮捕，关进这里后一直拒绝理发，也不剃胡须。父亲把事情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五叔。五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劝父亲凡事要从大处着想，要相信组织，接受审查，现在特别要振作精神，不要感情用事，要理发，要刮胡须。
这天，五叔随身带着照相机，建议给父亲拍一张照片，父亲坚决不愿意。二人正说着话，康濯不知怎么知道了五叔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就派了一个同志来，要求五叔离开这里。五叔说，不要紧，我们已有好几年不见了，谈一会儿就走。那位同志又说除了家属，谁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来看望父亲。五叔说，不是说春节到了，家属可以看望吗？昨天企霞的六弟陈企城刚来过，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我也是他的亲弟弟，当然也是家属嘛！在这次见面以后，五叔又通过新华社党委与作协党总支接洽，过了几天，作协由康濯出面约五叔作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情的谈话。
这样，五叔在既听过我母亲的叙述，又与父亲见了面、谈了话，现在再加上与康濯的谈话之后，对父亲的案情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印象。这时，案子似乎已到了复查阶段，剩下的两个问题是：一、匿名信问题审查还没有结束；二、康濯告诉五叔，陈企霞有六十条小广播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这时已起了变化，一年前激烈的肃反运动到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即甄别、纠偏、善后阶段。“肃清反革命运动就好比打一场夜间白刃战，难免伤害了自己人”云云，又一次成了抚慰在运动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的用语（另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运动中，发现审干反特斗争中的偏差的时候）。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却仍旧搁置在那里，既不属于定性定案受处理的，也轮不着解放出来接受道歉。我们一家从母亲以下，包括我这个十六岁的长子，以及业已开始懂事了的弟妹们，都很挂虑和着急，迫切希望父亲的问题早些水落石出，全家团圆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五叔通过他自己机关的党委转交了一封致作协党组织的信，恳切请求作协党组织把父亲的问题放到党内、人民内部的正确轨道上来，并尽快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五叔从康濯的谈话中听不出父亲有什么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六十条小广播”的罪名，从康濯自己举出的一些例子看来，也无非是一些工作上、个别人事上的问题而已。
总之，1956年就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而言，是一个较为和缓宽松的年头。谁也未曾料到，在一年半之后，即1957年下半年，一个更加激烈、范围更广的运动（反右派斗争）正在等待着父亲，使他的政治命运沉落到苦难的谷底，这是后话了。
三、艰难时日
作协通知我们搬家时，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当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声，搬就搬吧。
我知道他过去从未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什么，但他对这件事情的冷淡态度仍旧使我迷惑不解。我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大学者看到一个乡下人，背上背着一只很漂亮的瓷器花瓶，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花瓶从背上滚到地上摔得粉碎，那人竟连头也不回，径直朝前走了。那大学者追上去问他，知不知道背上的花瓶掉在地上摔碎了，为什么头也不回一下，难道他不觉得可惜吗？那人说，摔都摔破了，回头又有什么用呢？那学者不由得赞叹道：此真乃大丈夫也。
父亲是不是也觉得房子这类事，如同其他个人利益一样，多争无益也无用，不必过多为之白白烦恼呢？
他被隔离之后，我很想能多见到他，但心里又很怕见他。他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现在落到这一境地，心情不好，脾气会不会更大呢？
过去他总是那么精神，有朝气，戴着无边框的眼镜，显得文雅而严肃，令人敬畏。但他和我们兄妹在一起时，碰到心情愉快，也还是幽默而慈祥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语气亲切生动，善于描绘，有时甚至还有音响效果，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他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这些听得人迷的小听众编到故事里，当我们终于弄明白时，不禁都哈哈大笑。
每当家里来了父亲的老朋友，或者是他带我出门散步或吃饭时，他的兴致总特别高，故事也讲得格外多，常常是一路走一路讲，一边吃一边讲。老朋友们相聚，则话题更多，讲到得意处，大家开怀大笑，前俯后仰。我像个傻瓜似的听得入迷，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恨两只耳朵太少听不过来……
现在他完全变了，自从被隔离之后，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显得颓唐而可怕，人瘦了，再加上不戴眼镜时，眼珠凸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还是那个爸爸吗？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心中对他更加畏惧。
这天，我又给他来送东西，一推门就看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爸爸。”我轻轻叫他，既怕打搅他，又不能不叫。他猛地抬起头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两眼通红，满面泪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延安，来，我的孩子，你坐下。”他有些哽咽地说，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亲切。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