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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劳动。五婶与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再三证明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才总算没有被牵连进去。
在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之后，母亲觉得这和当初周扬、刘白羽他们所说的“党还是要企霞”的精神完全背离，感到愤愤不平，去找刘白羽反映。刘竟说：你有意见，那好，把你刚才说的意见都写成书面的，我负责向上反映。他拿到这份书面意见，如获至宝，立即到母亲所在的中华全国合作总社，非要合作总社对母亲作出处理不可。合作总社在作协一再催促之下，终于作出了母亲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的结论，宣布对她“党内警告”处分。待她调往福建工作一年之后，处分又改为“开除党籍”追至她福建的所在单位。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后，我们才知道，她当时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划为中右，内控使用”达二十年之久。
我六叔陈企城一家，平时和我们只有些生活上的往来。六叔那时在《教师报》工作，六婶在北京第四医院任化验员。反右运动时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也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广西，全家被迫离京。后来，六叔的命运非常悲惨，他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广西灌阳县含冤而死。
至于父亲的同事、学生，被牵连的就更多了。我记得当时《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李兴华叔叔，是父亲的学生，原来在部队受过表扬立过功，是个英雄模范。调到《文艺学习》后，平时勤奋工作，少言寡语，很受同事们的器重。只因为在处理“丁、陈事件”时，作协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都必须明确表态，他不愿昧着良心乱说，在轮到他表态前几分钟，他以上厕所为借口避开了。结果他也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下放宁夏。在遭受迫害摧残二十年之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78年刚刚平反没多久，就患上不治之症去世，当时才刚刚五十出头……
六、告别北京
处理决定下来之后，父亲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便开始彻底清理自己的东西。家中本来也没有什么家具，过去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转移，除了被褥衣物和一些必用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解放进城以后，日用家具都是从机关里借用的，要清理也不费事，只需还给机关总务部门就行了。惟一需要处理的，就是父亲身边的一千多本书刊。父亲打算除少量必用的之外，一律卖掉。我央求他说，书别卖了，以后总有用的。父亲黯然神伤地说，不卖掉怎么办？我们在这里住不长了，以后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书怎么带得走？不带走又能放到哪里去呢？
星期天，来了两三个人，说是隆福寺旧书店的，来收购旧书。不用说，肯定是父亲叫来的。他们和父亲一起一本一本地清点父亲的藏书。
书被一车车地拉走了，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凄惨极了。没过几天，作协再一次通知我们搬家。那时节，住房搬迁的好坏，说明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书搬走后，这房子看来对我们来说也显得过于奢华了。
我们搬到崇文门外的学堂后身3号院内，这里过去是作协的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地方。分给我们的一共只有三间小房子，一间坐北朝南，东西各一小间。我们尽管东西不多，但带来的行李物品仍几乎无处堆放。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加上一个保姆，只能像住集体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了。幸好来之前书刊都已处理完毕，否则还真的只好让它们躺到露天的院子里了。
我们搬到学堂后身后，也只住了一两个月。天气刚刚转暖，4月份，父亲接到通知，要到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很快就要出发。
父亲临走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答应我们。他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母亲和我们都无法知道，他这一去何时回来，劳动将要持续多久，以后又会怎么样。生活、命运、前途，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无法解开的未知数。我们要去送他，他不让，说作协一切均已安排好，不用家人操心。出发的时间到了，有人来叫他上车，他带上随身的物品，只说了声：“延安，要照顾好你妈妈和弟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分别，使我们心头十分沉重，却不料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也接到通知，要下放到福建去工作。父亲受处理后，每个月只有二十六元的生活费，他自己都不够开销。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五个正在长身体，又要读书的兄弟姐妹，怎么够呢？她只好去找作协的秘书长张僖同志，他终于答应再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每月十元的生活费。
1958年8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踏上了通往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的征途。
七、离别后的日子
离开北京后，母亲带着我们先在她的家乡上海停留二十多天，会会亲友，也对未来的生活略微作些安排。
上海曾是父亲开始走上文坛和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和母亲相识之处。他们两家的根基还大都在上海，我们的祖母、伯父、姑姑和外婆、舅舅们的家都在那里，加上晚辈，足有几十人之多。祖父我一直没有见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我出生在延安，远在上海的祖父还特意为我取了个名字叫“恭怀”。“恭”是排行，“怀”是因为抗战以来儿女及第三代都在异乡，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惟有“怀念”而已。多少年来他一直惦念我们全家，我们也想尽尽晚辈之孝。但就在我们准备南下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上海来电说他不幸去世。他至死也不知道他那个从小经历苦难，后来投身革命的儿子，会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也深为未能见到祖父感到终生遗憾。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决定先把我六岁的小弟弟陈北京、三岁的小妹妹陈幼京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然后又继续南下到了福州。
福州当时接待了很多中央下放来的干部，对我们招待照顾得很好。几天后，母亲被分配到闽北山区的古田县，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大水库和电站。火车沿着闽江溯流而上，两边青山绿水，景色宜人。
我们在莪洋下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山区。一路上，行程十分艰苦，汽车里又闷又挤又热，汽油对臭被热气一蒸，呛得叫人难以忍受。车行了大半天，天将黑时总算到了工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稍事整理和休息。第三天9月8日，母亲一早陪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古田一中办理转学手续。随后我就住在学校里，安下心来读书了。
母亲在工地的幼儿园工作，弟妹们则进了供电局办的职工子弟小学。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们更加思念过去的一切，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在农场里劳动的父亲，他究竟怎么样了？生活、劳动能习惯吗？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适应得了吗？
我答应过父亲，以后经常给他写信，并按他的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要我不但写信，而且隔段时间还要把日记寄给他看看，以便让他了解我们在福建的生活。
父亲经常给我们来信，每次都单独给我写一封。他总是要求我体贴母亲，帮她照顾好弟妹；要求我也要把学习搞好，只要学习好，将来总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他还不断地鼓励我应该要求进步，相信学校，相信组织。每封信中他都对自己的前途，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看不出有任何悲观情绪。
父亲在来信中从不谈他自己在农场的生活，以后几十年也很少谈起。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日子不会好过，但不好过到什么程度，就说不上了。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当时和他一起在柏各庄农场劳动过的杨犁同志，谈到他们当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1958年春天，父亲被送往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参加劳动，受“丁、陈事件”牵连的原《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杨犁、唐因、侯民泽等人也一起到了这里。他们被安排在几间大房间里，十几张床铺排在一起。开始时隔几张床就要安排一个农场工人，大约是为了安全或监视方便吧。时间一长，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些右派还老实，没有多大造反能量，这些农场工人就都搬走了。从此大房间里住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