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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转而向我说：“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待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代。”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厄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以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属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人王府井大街64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廊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一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并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沓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1941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11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榻榻米”。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榻榻米”上。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高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次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二十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