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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清了外围的敌人之后，于8月11日夜晚，我们的部队向盐城守敌发起了总攻击。我跟随一支突击部队攻打敌人拱卫北门的主阵地。
这是一个紧贴北门外边的百米见方的土圩子。它背抵城墙，三面绕以深壕和铁丝网，矮小的地堡分布四方。守敌用重机关枪和冲锋枪喷洒出的一串串子弹，交织成似乎可以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城墙上的敌人又与其紧密配合，打出一排排迫击炮弹。我们第一梯队的战士们还没冲到壕沟边，差不多就倒下了一多半。
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大吼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端着驳壳枪，消失在前面弹火纷飞的茫茫夜色中去了。我也跟着他们向前跃进。当我跃出乱坟岗，滚过公路，越过了壕沟铁丝网时，只见土圩内人影幢幢，喊杀声一片。原来我们第三梯队的战士们，在圩内与敌人拼开了刺刀。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白毛巾为标志，我看到敌我双方不断地互有伤亡。当看到圩内最近处的我方一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倒时，我迅疾跃进圩内，从这个敌人身上拔出了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参加了这场舍生忘死的拼搏……
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次日清晨，我才跟随另一支突击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终于冲进了北门。中午，这支部队与西门、南门攻进城的部队一道，攻占了敌人师部所在地的盐城中学，全歼守敌一个师，活捉敌师长李铁民。
战役胜利结束了，但我没能再见到我所面熟的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他们纷纷倒在城外的高粱地里、乱坟岗里、敌人的圩壕里和巷战的街道上了。我们的记者胡捷同志，也在攻打西门时，与战士们一道爬梯登城饮弹而倒。另一位记者陈清伦也是满身泥巴，显得更清瘦了，他在跟随部队攻打东南城角的敌人时，也险遭不幸……
时过九载，我又来到了这个北门。当年高大的城门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们进进出出的大豁口儿；当年倒下过我们数百名同志的壕沟、土圩子早被平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红瓦房。
面北眺望，当年我们赖以向敌人发起波浪式冲击的一大片乱坟岗也不见了，成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玉米高粱地。
当年战斗一结束，和陈清伦加紧撰写胜利消息和战地特写时，我就产生过沉痛而强烈的冲动：我们铺就胜利的道路并非是烂漫的鲜花，而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我们前线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向人民报道这条胜利的大道，在不断地向理想的远方节节延伸。
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的理想呢？不论是先烈们的遗愿，还是一直永葆革命青春的同志们的意念，还能不能继续节节胜利地实现呢？
种种危险的迹象，使我产生了强烈而不祥的预感：我们的事业即便不会发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
一想到这，我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面对那似乎已旧貌换新颜的一片片故地及深埋其下的忠骨……
5 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