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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苦闷千斤重
我们念大学时，日子仍然过得很紧，每学期都是无法在指定日期缴交注册费，连每天到学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钱，都经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钱时才把一两个星期或一个月所积欠的钱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间，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哀愁，他的身子显然因为长期的郁闷，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不至於每天郁郁寡欢，但除了有时在一般假日和叁五位好友偶尔聚叙聊天外，平常在比较热闹的场合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他内心承受的苦闷，好像愈来愈重。
他原本在大学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算是密切，我也见过面。只是对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儿毕业後就出去留学，而孝慈无法确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学，他的初恋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这件事对他是一次不轻的打击。
念完了中文系，服完兵役，他又重新回到东吴大学，通过插班考试，以无比的毅力，从二年级开始念法律系，一共花了八年，在东吴拿了文学士和法学士两个学位。法律系毕业後，申请到美国德州南美以美大学（SMU）念硕士。他心中一直想借以表达的，就是要让他第一次付出情感的唐姓女友知道：“我是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出去深造的，只是你的父母看错了。”
孝慈一口气在SMU拿了法律和政治学两个硕士，然後转到纽奥良的杜兰（Tulan）大学念法学博士。学成後，回到母校东吴教书，没几年即出任法律系系主任，表现不错，另外受到端木恺校长的提携，逐步升任法学院院长，最後出任东吴大学校长。
闯出自己的天空
孝慈在经国先生几个孩子当中，是书念得最多的一个，也是法学领域最专精的一位，在学术界享有一定的盛名。只要有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大学校长，任何做父亲的都应当感到骄傲和满足的，相信经国先生也不会例外，只是他从来没机会向我们表露过这样的情感。孝慈会走上学术和教育这条路，和“父亲是谁”完全没有关连。如同我之所以会参加“外交特考”，以“外交”为志业一样，也与父亲无关，因为我们不曾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见到他。
外婆过世後，不管是念书或就业，孝慈和我一路就像是“放牛吃草”、“自生自灭”，充满了无人闻问的风险。经国先生从来没有以父亲的身份叮咛我们，这一生该如何走，是从商？从政？从军？从事教育？从事工程？从事学术？走哪条路才能为祖国做出较大的贡献？选择哪个行业才是他所乐见？自然，我们更不敢期盼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父亲对子女有计划的培植了。
孝慈辛辛苦苦从美国念完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回来，最初只是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没有人敢说有一天他会当上校长。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科长时，也没人敢确定二十五年後，我会从钱复手中接下“外交部长”的印信。整个过程里，当然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和险阻，若不够坚强，早就被自己击垮了。更可能在进入职场之初，由於人单势薄或本身冲劲不足，在起步阶段就落後而提前出局。
假设追溯到一九七叁年冬，我在强大压力之下，接受了王升所转告的父亲要我暂缓赴美而留在台北做事的建议，未能坚持要做自己，往後的每一步，都会变成非要依赖别人的安排或施舍，而不足以成事。那次若真做了妥协，或许可以给我衣食不愁的一生，但绝不会享有从逆境奋发所激 出来的一种超俗感，也不会品尝到经由艰苦奋斗而结出来的甜美果实，更罔论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人生成就。要是这对双生子很早就被淹没在芸芸众生当中，无声无息，走不出自己的路，闯不出自己的天空，谁会去管他们是哪家的孩子？又有谁理会他们到底该姓章还是姓蒋？
从章家看蒋家
大叁暑假我曾和孝慈深谈几次，商量以後该如何面对迟早都要碰到的“归宗”问题。我们意识到，那是一件困难重重、难以突破的事，有现实面的困难，更有法律层面的障碍，真是不知该从何下手。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孤儿，远眺蒋家，它就像座落在云端的一座城堡。王升和宋时选连我们要和父亲见面的请求，都无能为力，要他们协助归宗，更不必谈了。每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他们还会尽些心力，他们的责任只止於将我们安抚妥当，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好，要我们千万别想太多，免得轻举妄动引起外界注意，以致影响到经国先生，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母亲在临终弥留之际最最挂心的，是做父亲的迄未实践他的誓言，让两个半岁大的孩子刹时变成了孤儿，日後如果被人家欺侮，叫她如何放心得下？母亲这个生前未竟的心愿，却由我们两个纤弱无助的孩子去完成，真是何其沉重。那年夏天我和孝慈讨论多次後，关於归宗的事，决定自我要求下面几点：一、绝不放弃为母亲争取名分；二、一切要靠自己；叁、要蒋家来找我们，我们不去求蒋家。
当时我们才二十岁，年轻气盛，心态上还总是站在“章家”去看“蒋家”，像是从“我家”去看“你家”，中间隔了一道墙似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和孝武、孝勇有较多接触後，才逐渐有蒋家也是“我家”的包容和感受。
善良而倔强
孝慈进到大学後身子就不很好，常有小病痛，但是他很倔强的个性又不服输，从不特别注意而去看医生。在东吴任教时，他每天清晨还到台大操场跑上几千公尺，事实上，如果我知道他已患有高血压，低压高到一百叁十毫米，我会劝他换做别的运动，因为每天一口气跑叁、五千公尺太激烈了，对他有害无益。他秉性极端善良，除天生的性格外，或许和他念完中文系有关。他对儒学钻研甚深，并求身体力行，特别强调忠、恕的实践，从一则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而动人的小故事可以看出。
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到“外交部”看我，他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他右眼罩了一大片纱布。我问他发生什麽事，他笑笑说没事，只是在几天前陪同学打垒球时，不慎被一位同学的暴投，正面击中右眼，当场血流如注。幸好紧急送到荣总，总算保住了眼睛，他还连说几声“没事、没事”，我就不再追问。
过了两个月，我约他单独吃饭，他眼上的纱布不见了，但右眼看起来怪怪的。我问他怎麽回事，他只笑笑说，那只眼睛已经变得高度弱视了，二、叁公尺以外的东西几乎看不见，所以他开车特别小心，等於是用一只眼睛在开车。我要他一定去配副眼镜，他说再看看，又补充道，被垒球击伤右眼的事，没有告诉别人，连学校教授同事都不知道。我问他为什麽？他说：“如果传到那个闯祸的学生耳朵里，他该会多麽自责。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是我的好学生。”我真的被他感动。孝慈就是这麽的宽厚！他右眼几乎等於瞎了！
可老天却未必处处善待厚道纯良的人。一九九四年，当他为了协助尹衍梁在北大筹办“光华管理学院”，前往北京参访，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没想到真的就此翻覆。
我们是被欺负大的！
孝慈尽管算是顺利地出任过法学院院长、大学校长，但他看来一直是心事重重，很少开朗过。我在“外交部”期间，除了公事应酬，极少参加与工作无关的餐叙；孝慈虽在大学任教，却交游广阔，反而常常和一些学术界以外的老朋友相聚吃饭。
有两叁次在晚上十一二点，还接到他好友武越夫、黎昌意等人的电话，要我开车到餐厅去接他回家，他们在电话中说孝慈喝醉了，指名要我送他回去。事後，他们跟我说，孝慈每次在餐会上都非常随性，酒量不错，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带醉意，就会情不自禁地固定点唱一首他很喜欢的歌，唱到激动处就会落泪，然後边流泪边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作《心事谁人知》，在场的朋友看到这情景无不动容。只有我知道他为什麽爱唱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又在想些什麽？这首歌的歌词像是为他写的一样，道尽了他的心酸。
孝慈和我先後自美返岛後，我们不寻常的出身也渐次在台北传开，而它源头却是来自於当时常被查禁的所谓“党外杂志”。这些杂志经常大胆地报道一些蒋家的内幕故事。有段时间孝慈常在报上写文章，或接受广播电视访问、或发表评论，逐渐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