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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在那麽严峻的环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发无伤并成功地把这项天大的 密深锁心中数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弃，反而知所奋进，各自在不同领域里，走出一片天来，这是外婆艰辛的代价成全了我们，只要想到那夜她热泪盈眶的双眼，和那双轻抚我们面颊、微微颤抖且布满皱纹的双手，我们就会强忍泪水，潜心向上。当十六七岁时弄清楚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变得沉静起来，甚至内向而寡欢。这是一种内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岭的队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蒋总统”，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爷爷的慈祥。
他是我爷爷！
祖父校阅时，学生队伍一律举右手扶枪行注目礼。我用眼睛馀光看到他老人家从右边缓缓走过来，内心兴奋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叁军统帅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风，带着白手套，面带微笑，步履稳健而轻快，神采奕奕，威仪慑人。当他走过我面前，接触到他目光的那一刹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唤他一声“爷爷”，但我不敢。他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异常红润，身材没有想像中高；他威严中不失和蔼，一直带着笑容，向我们颔首回礼。他眉毛很淡，唇上的胡须已白，身体却显得健朗。我感到他很亲切，我晓得他是我爷爷，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总统’”的感觉超过了“他是我爷爷”。
我继续转首行注目礼望着他的背影，我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孙儿就站在这里，和所有优秀预官一样，认真地接受着严格的军训？”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诉他孝严在受训，他该会有多高兴和安慰？！
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後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 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 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 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後，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後，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於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於五点叁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於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於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 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後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