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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呀，常年每年还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政府”的地区了？
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五十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说得，苏东坡所请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政府积粮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
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的费用。
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一万七千贯给杭州西湖清淤时，太皇太后也是照所请拨付了款项。这使得苏东坡后来遭到弹劾攻击，被指责是在用国家有限的资金来填平自己无限的游乐欲望，是在搞货真价实的“形象工程”！
实际上苏东坡治理西湖与这两项都无关，苏东坡是在解决杭州最紧迫的问题：五十万居民饮用水的大问题。
七十八、碧水已关民生时
杭州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繁荣都市就与供水密不可分。
唐朝之前，杭州不过是一个钱塘江在杭州湾入海口的一个小镇，由于近海，地下水苦咸不能饮用。是唐刺史李泌把西湖打开，引西湖水成井六口，供给城中的居民，才逐渐聚民成城。
白居易主政杭州时，又浚通西湖水入漕河，引河水入田，使杭州周边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杭州人民才得以脱贫殷富；整个大唐时期，政府对漕河每年坚持浚通，对西湖每年清淤除草，杭州始得步步繁华，从而发展成为中国江浙一带最大的都市。
而到了宋朝，政府再没有心情光顾这些大后方的琐事了，西湖及运河逐年积淤近废；历史按照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慢步走到苏东坡主政杭州时，杭州西湖己经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遮盖了湖面的一半以上，大面积的湖区已经被积淤为农田。
尤其是由于西湖的乏水，杭州居民赖以饮用的六井业已报废，只能取水于江潮，江潮由于防海堤的失修，被海潮倒灌掺入苦涩的海水，杭州人其时已经苦不堪言，最基础的生命保障――淡水出现了危机，杭州的丧钟已经快要敲响了！
杭州太守苏东坡敏感的意识到了杭州的危机，也看到了危机的根源：西湖！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就没有了生命，很快将沦为一座死城！
救灾防灾之暇，苏东坡紧急上奏太皇太后及三省各部：“……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西湖将不复存在！杭州居民也将永远失去淡水的来源。”
杭州四周的农田也将因为失去灌溉水源而荒芜，这曾经是朝廷米仓的地区之将来，前景不堪设想！
治理西湖已经成为时不待我的急切大事，其实从工程方面看，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不就是清除水草淤泥吗？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工程，以前的主政者却谁也没想到过去做，不就是三年任期吗？何必自找这些麻烦？
苏东坡请求朝廷批款治湖救杭州的奏章寄到了京城，理由是充分的，但是人们不解的注意到：治湖的首要理由竟然是为了抢救西湖中的鱼类？
其余的理由都与西湖的供水有关：如居民饮水、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一条竟然是改善水质以便造酒！
这就是苏东坡的聪明之处了：首条的救鱼理由其实还很关键，这大概是专为感动信奉佛教的太皇太后而提出的；最后一项肯定是为了打动朝廷中的主政者了，造酒关乎国家税收，朝廷不会对此不感兴趣。
苏东坡提出的工程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全部工程预，需要三万四千贯，钱所费并不算多，苏东坡还主动承诺由杭州自筹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就能开工。
这又是苏东坡的智慧超人的展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朝廷批复准予立项开工，而不是那区区的一万七千贯铜钱。
以杭州当时的市政财力，还不至于为了几万贯发愁，苏东坡要的是批准就行，这是项敏感工程，极容易被判断为倾情游乐事业而被束之高阁。――事实还就是被苏东坡预感对了，后来政敌攻击苏东坡的理由中也没忘了杭州西湖，苏东坡被指责为：“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
此项计划终于得到了太皇太后支持、朝廷批准，朝廷有限的资金到位了，治理工程得以动工，杭州西湖危机中遇到了良医，生命得到了延续，美丽得以重放霓彩。
最重要的是保住了杭州城，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这才是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其实在苏东坡着意治理西湖之前，苏东坡首先解决了给西湖供水的水源问题，这个工程说是对西湖治理的预备工程也无不可，但它的重要性却在于缓解杭州人民的燃眉之急：吃水。
杭州西湖的水源主要来自山泉，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汇集了山泉，再由专用管道引入到西湖，但是，这些竹制的淡水干线管道易损，苏东坡在做杭州通判时，就曾协助修理过这些输水管，但现在这些老化的水管几近报废了，西湖水少，杭州居民只得饮用掺了海水的运河水。
现在西湖有限的淡水已经成为了热门商品，对居民供水是要收费的，一文钱一桶，爱喝不喝。
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用粘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竹管，上下再用石板保护，六个水库连成一体，互补余缺，再用这种新发明的管道引入西湖，沿途预留出水口，从而一举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
虽然这样施工需款甚多，但却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杭州人吃水的大事，值得。
不光这些，苏东坡还动用了朝廷赋予自己的军权，出动驻军开挖了两个新水库，这两个新水库地处西湖南岸军营，从而一举两得解决了部队的用水问题。――但是此举也给苏东坡留下了“虐使捍江厢卒”的口实。
还是值得的，身为当地军政两栖首长的苏东坡，派一千士兵参加此顶工程，据载，那些水库、管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得到了西湖的淡水供应――免费的。
一方官员，最可贵的就是关注民生，做点实事，只要你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老百姓自然也就会以他们的热情来回报“父母官”。
说到“父母官”这个形容当地最高领导的褒义词，想到了曾有位现代官员坚决反对这种比喻：以人民的父母自居，还能是“公仆”所为？这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