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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扬州不产牡丹，这怎么办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扬州不产牡丹产芍药，于是这以芍药为主题的“万花会”就在扬州办起来了，您甭说，还真能越办越红火，“其后岁岁循习，人颇病之！”――政府行为，法力无边，扬州“万花会”也是名盛一时，火爆到今天！
其实九百年后蔡京之辈更多，别说牡丹会办穷――或者办富了洛阳、菏泽两市，就是玫瑰、芍药、荷花、……多了去了，就连洋花“君子兰”不也成“会”成精了么？
可是苏东坡不管后人的感觉，老百姓未得温饱，官员们却是热衷于花会胜景，什么重要？苏东坡一纸严令：坚决取缔！――“公判罢之，人皆鼓舞！”
此事苏东坡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作了说明：“花会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孽也！”
其实跟今天的某些凭空造出了这节那会来，宋代的蔡京却是小巫见大巫了，老孙没少参与过什么冬枣啦、苹果啦，甚至玻璃、鬼狐之类的盛会，那动静绝对能震蒙蔡京，气晕苏东坡，哪场晚会还能少于百万？一个明星扯上几嗓子就能掠走十几万元――还是税后的，就是一个二流说相声的也能到手两万，外带来回机票、另外混个肚子圆。
还是苏东坡上面的话，别弄这些劳民伤财的虚景了――“虽煞风景，免造孽也！”
灭了“万花会”，苏东坡紧急向朝廷奏报：免除一切老百姓所欠国家的债务！
宽免官债一事，苏东坡六年之前就向朝廷呼吁过，朝廷一直“研究”没有批复，现在苏东坡不得不重提旧议。
在苏东坡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管别省市如何，苏东坡把圣旨照自己的理解解释，宽免了圣旨所列的一切禁令与国债案件，一时难以查明的疑案，则拖延一年再办，等待朝廷批复决定。
苏东坡深信人民对政府的信用若不能恢复，百业也谈不上复原，人祸啥时都重于天灾！巨债高利就是百姓的枷锁，失去了希望的人民就会变成政府的掘墓人！万恶必由此而生。
苏东坡又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政府呆账的办法。尤其是由于青苗贷款法导致的陈年积欠，绝高的利息使多数人旧债还不上而又欠了新债。苏东坡建议应免除的债务达十种之多。
苏东坡的坚持得到了有限胜利：朝廷终于先后下令宽免百姓的部分积欠。
苏东坡没有就此罢手，还是继续向朝廷上奏：“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建。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杀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日，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青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孔子日：“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苏东坡知道关键处，高层的“研究”大法一旦祭出，神仙也没招！但有一人能解套，这就是太皇太后。
苏东坡充分使用了自己与太皇太后的关系，“走后门”递交了一道给太皇太后的密奏：“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浮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
正途办不成的事，一般“后门”偏走得通，元佑七年（1092年）七月，苏东坡如愿以偿了！苏东坡表章中所提请的各种官债，朝廷终于下令全部宽免。
苏东坡的这些举措，令即使是他的仇敌也无话可说。
据《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苏东坡接任扬州之后，整顿吏治之时，曾将一个名叫曾盿的州学教授解职回家，那曾盿丢了饭碗，回家路过真州时去拜望了被贬谪在真州的吕惠卿，这可是当年迫害苏东坡的主帅，其后苏东坡又借撰旨将他骂得几乎体无完肤、天下皆知！可以说吕惠卿应该将苏东坡恨到了骨头。
吕惠卿问曾盿：“这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曾盿虽怨苏东坡砸了自己的衣食饭碗，却也只得回答：“聪明人也！”
吕惠卿大怒：“是像尧那样聪明？还是像舜那样聪明？难道是大禹的聪明吗？”
曾盿叹气：“虽然不是这三位圣贤的聪明，但是亦聪明也。”
吕惠卿没词了，继续下问：“苏轼所学何人？”
曾盿回答的爽快：“孟子！”
吕惠卿这下更加愤怒了，站起身来几乎要动老拳！
“为什么回答这么不伦不类？”
曾盿给自己辩解：“孟子学说：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因此才知道苏轼所学孟子呀。”
吕惠卿听罢默然无语，颓然而坐。
以民为重，社稷次之！
能让两位仇敌背地里如此对话，好个苏东坡！
八十四、执法违法两难之
苏东坡执政扬州，首先遇到的就是国家所立之法与实际执法问题。这里说的“法”与中国儒家与法家的“法”字无关，中国的儒、法之争貌似由来已久，其实都是后人扯皮，皇帝陛下的统治，说白了就是要你们都听话，哪来的实质上的儒家或法家？
儒家也未必就是“国虽百里可王也”搞分裂，法家也不是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般搞统一，中国的统治法门，历来就是儒、法的杂交混血儿，分不出哪些骨血是谁的。
你别看历代先人们狗撕猫咬的争个不亦乐乎，其实都是在权力面前弄骚献媚的争宠，至于权力扯哪块皮做幌子？或者把哪些政客塞在身下痛快一番？只不过是主人对待“京叭”或“黑背”的关系，拍拍谁的脑袋谁的尾巴摇晃的厉害些而已。
咱们这里所说的法，其实比儒家与法家出世的都早，是从人类还没褪尽那身猴毛时就有了的，简单说就是：规矩。
直到今天我们引自为自豪的那句话：“我们现在是个法制国家！”，实际上也是得意自己有了规矩，法，就是规矩，是人给同类们制定的规矩。
把规矩分类撕条的调理成了书面顺序，就是所谓法律，往大处说叫宪法，古时叫律条；往小处说叫纪律，古时甚至小到家法，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规矩。
规矩一升格为法，那就必须个个遵守了，犯了法就是犯罪，对，官大了不在此例，例如皇帝。
不过，古时皇帝自己制定的规矩，大多时候自己也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大家都跟他学怎么办？规矩一乱，国家必乱，带头破坏规矩的皇帝也肯定会被后人们指责为“昏君”，所以皇帝违法也须谨慎。
至于历代流行的“权大于法”？那“权”其实就是法的一部分，不足为怪，只不过是写上本本或不好意思写明而已，更是正常现象。
立法就是制定规矩；守法就是遵守规矩；执法就是强制性监督规矩的执行；宋代也是如此，代代都是如此。
天下太大，不可能一部规矩包罗万象，所以才有了一些解释细则，才有了地方法规之类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人们更规矩的守规矩，这叫不可或缺的对法律的补充，是为了上下都好，也是不遵守不行的。
需要定的规矩实在太多、太繁杂了，所以制定规矩就难了去了，至今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不需要修改的规矩或者法律，更何况世界永远在变化中，规矩也要与时俱进不是？
制定的规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那就必然是损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假如损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比规矩还牛气的牛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这条规矩就实质上作废了，大家会心照不宣的来报废它，俗称：潜规则。
潜规则的威力一般都比正式规矩大，也好使的多，大宋时就有这么条大家都默认的潜规则：漕运粮船的走私行为。
宋史载：“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
这就是条经官方主管部门默认的潜规则，虽然是违法行为，但与船夫们有利，执法部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能使粮船的主要运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这就是条上下皆大欢喜的潜规则。立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