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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来打起来，你们才会明白他的牙有多锋利。”想起日本人的轻视以及他们的冷嘲热讽，凌霄嘴角轻轻上扬，似乎看到未来纵横在大洋上的六艘袖珍战列舰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战绩。
就在这时，一名海军军官急匆匆的跑到舰边： “长官，海军部与外交部急电。”
第二百五十四章 危机
共和十年的中国，存在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新近崛起的西北市，西北市的第八大道被国人称为亚洲的华尔街，第八大道是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而另一个则是自上世纪中即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这里同样是南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城市。在五年前，拥有大量租界的浦西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 “十里洋场”、 “东方巴黎”之称。而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或许正是荒凉导致地价低廉，共和五年后，上海新兴民族产业大都选择在这里办厂。
早在共和七年，上海市议会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 “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最终计划在共和八年，随着国家的统一、税收的降底，大环境的好转，同时在爱国者不租洋人房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浦东开始大规模建设。此时的浦东尽管仍处于建设规划期，但相比三年前，已经初显大都市雏形，位于黄浦江边的二十八层商业大厦更是成为浦东的代表，相比于对岸各国租界内的西方建筑，浦东更显东方之韵味。
早晨，太阳普照大地，金色的阳光，浇洒在街头和屋顶上，洒落在人们肩膀和脊背上，使人全身透着懒散的暖意。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更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文化和冒险氛围，比如它有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最自由的新闻出版业、最自由的创作和创业环境、丰富多彩的电影和文化娱乐业，还有各国涌来的冒险家、间谍、文人、难民……总之李历清认为上海更像纽约，既高雅又古朴，又有藏污纳垢的角落，整个城市有阴有阳，亦中亦西，充满奇幻色彩。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上海位于中国南方，是南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商业银行数量远远超过对银行资本有严格限制的北方各省，尽管中国已经完全统一，但是地方上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尤其是南方各省，各省地方立法对于金融的监管并不像北方那般严密。而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中央储备银行，在上海可以发挥出更为重要地作用。
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的办公室宽敞而明亮，在上海商业大厦二十八层。在高楼上面俯瞰四方，拥挤不堪的市区别有一番景色，而附近精心规划的公园和林荫大道让人心旷神怡。平常，在工作之余，李历清喜欢站在窗前，眺望远方，思考人生，忘却烦恼。
李历清今年不过三十岁，从大学毕业算起在金融业从业经历也仅仅只有四年多，这个年龄出任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经理的要职，坦率讲，的确令人艳羡。其中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运气更加垂青具备实力的人，李历清正是实力和运气的完美结合。金融界人士大都知道这个年青人曾在数年前制定过 “银行联币政策”，华元拟定、银行金融业监管等诸多影响到中国金融业的大事件，都有其参于，正因为如此才会被委于重任，出任央储四分行中最为重要的上海分行经理。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李历清得心应手。作为央储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上海的金融市场。古人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说法，这种超然境界，是李历清必须要做到的，但是今天，自从用密码本译出总行的绝密电报后，即便李历清，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消息传开的话……”站在窗边的李历清思考密电中的情报，再也见不到春风得意，只有担心。消息一旦传来，对于国内金融业、实业界的影响恐怕将是空前的。
“德国已通过秘密渠道向协约国表示愿意展开停战谈判，从即日起从严控制金融业的投机行为，以减轻国内金融业损失，并尽量将危机转嫁至外资银行”。中国经济的繁荣建立于欧战的基础上，对于严重依赖参战国定单的实业界而言，和谈对于实业和金融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该死的！为什么要和谈？德国人也太没骨气了！”德国人在坚持了七年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谈判意味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结束。协约国与同盟国展开谈判的消息一经传出，无疑会引起国内股市狂跌，参战国定单对于实业界的重要性，即便是傻子也明白。
这时突然然响起的电话铃打断李历清的思绪，把他从沉思中拖回现实。李历清长叹一口气，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 “喂，您好，我是李历清。” “李经理，我是哈同。”电话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上海地产大亨哈同。 “哈老板，您好！”李历清脑海里浮现出这位犹太地产大亨的形象，哈同是上海第一巨富，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两侧房产都属于此人。
“今天下午爱俪园有一个茶会，不知道李经理是否有时间，届时赏脸光临寒舍。”哈定讨好的问道，实业界的发展带动金融证券市场的发达，即便是最冷静的犹太人也会将大量资产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哈同就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其在股市投资超过一亿元，回报同样颇丰。巴结他这位上海金融皇帝自然而然。 “哈老板有邀，历清不胜荣幸！一定到，一定！”李历清虚假的客套着。对于哈同，李历清没有任何好感。平常对于富商、大享的邀请，李历清都尽量回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是债，总是要还的。”挂下电话，李历清兴奋的念叨了一句，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机密外泄而制定的铁律。站在办公室内，直视对面租界，对面的十里洋场是上海繁荣的缩影，但同样是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同样知道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 “两土”（ “烟土”鸦片贸易和 “土地”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暴利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放过，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 “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 “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 “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远超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展开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