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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台湾民众中，此案却形成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纷纷呼吁中央应从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
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种种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 “清洗运动”可能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在开庭前，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
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验证数量惊人的证据，一系列证据足以说明，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叛国罪行，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想象……”
检查官王文深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与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度，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检察官的公诉状让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面如白纸，豆大汗珠顺额头滑落，喃喃念叨。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铭刻 “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叛国罪！”古先荣的辩护律师李玉堂，毕业于东京帝国法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李玉堂企图把此案尽可能扩大化，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扩大化，才可能救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 志士谋独立…… 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
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因此事曾被骂为 “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情况，部分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淫掳掠，加之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台北人如同脱离 “人间炼狱”，合乎道德，若因此事而称其为汉奸，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免落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使法庭一片哗然，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将卖国行径诡辩为 “合乎道德”、 “解民倒悬”，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民之救星。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大汗，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在台湾，如果在大陆，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加腾六郎，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既然李大律师旧事重提，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在被告迎接日军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武装，以台湾绅士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 ，蒙受破格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取得盐和樟脑等专卖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在于其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活动……
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 “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大陆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大陆，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
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奋勇当先侦察，并在过去二十八年中一直坚定不移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何谈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台北艋牛木瞥〖浯男〉鞫妓担喝毡旧仙奖逋颍醇展判型非埃锻废裁娴教ū保还苋钅锞汕浊椤�
“反对！”李玉堂打断王文深。
整整一上午，法庭辩论如火如荼，检辩双方针锋相对，临近下午2点，双方做出结案陈词，主审法官落下木锤， “辩论终结，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审理，被告古先荣还押……”
中国是亚洲仅有的三个独立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亚洲唯一的共和国。共和之后，尤其共和九年之后，中国的精神道路，围绕国家主义，这一时期，国家主义被朝野精英共同信奉。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几十年的沉沦，一朝醒悟，对国家发展表现出强烈热情和关心，这是一种在危局下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导致国民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看得至高无上。
共和六年之后，信奉奉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西北在经济上、军事上获得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国民，国家主义成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此过程中，他们既塑造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自身（国民），个人和国家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共和时期的奉公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国民精英阶层接受了下来，赋予毕生追求事业、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同时以开放态度引进西方新制度和新事物，传统儒学尽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被继承，但却得到新的诠释， “高、远、空”的玄学特质被摒弃，一种融汇儒学伦理道德与西方科学为一体的新文化自然而然在中国诞生。
改变正是由国务院总理司马带来，不到三十七岁的司马，拥有大量崇拜者，人们甚至认为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中国的救世主，这让司马感觉恐惧，甚至害怕，即使最亲近的朋友、家人也无法得知司马惶恐的内心。
在太阳升起后，一夜未睡的司马在宽大的总理办公室内度步，窗外街道熙熙攘攘。在共和广场上，更是聚焦了数万人准备举行祝捷集会，民众喜爱大规模集会。早晨广播电台发布新闻，国防军将朝鲜日军最后十三万军队重重围困在的釜山，距离朝鲜光复咫尺之遥，韩国代表也将在国会提出加入中华联邦。
国民认为战争已经赢得胜利，藩属国光复、死敌惨败、重拾强国地位，中国获得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