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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转嫁国民。
司马眉头紧皱，之所以火急火燎的结束休假，一路跑回西北市，打断宋子文的休假，就是因为赤字问题，国会反对党找到一个有力武器：赤字，庞大的政府赤字。而且他们似乎察觉 “水电研究所”的存在。如果不尽快解决此事，真会阴沟里翻船。想到一世英名，毁于赤字，司马颇不甘心。
“加税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样会增加国民负担，影响经济发展。美国总统胡佛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后，为了缓解赤字压力，实行加税，结果重创了美国经济，前车之鉴。”果然！宋子文会心一笑，总理看似果断，但在很多问题上却是出了名的 “优柔寡断”。
“总理，增税的目的是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缓解赤字压力。我国税收政策相对宽松，而且税种比他国偏少，相比于英、美，中国是低税收国家。至少对一部人，我国绝对是低税国家！” “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司马诧异的看着宋子文，这话怎么说？
“总理，宪法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并明确规定税收要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共和中国的安全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全民福利是中国税收的主要归宿。你曾说：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或是应该存在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即使总理最顽固的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总理的确是中国历朝历代，第一个将人民放于心间的统治者，这是中国人的运气。但总理国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却为政府增添了很多压力，比如财政压力。宋子文清楚，每年光十二年强制义务教育、失业保险、全民医保以及养老保险的普及就达中央政府支出之半，全用于 “构建合格政府”的事业了。
“但是，总理，像您这样的富豪同样受惠于旨在救济平民的社会福利。”宋子文毫无征兆的把矛头对准自己，司马莫名惊诧。 “总理，中国存在严重的财富分布不公，如总理您，您计算自己的财富吗？我想你从来不关心，钱对于你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财富每天增加多少？但你的家庭去年交纳的所得税，相当二十万中国普通家庭。”
宋子文把总理当成中国最大的实业家，同样是中国最富有的富豪对待，直言不讳。反对党曾经在报纸上计算过总理的财富，不包括名下的西北公司和下属四十五家大公司，仅罗列的有15％以上股份的企业名单就占去整整三个版面，中国每一个省都有数十家企业有总理的股份。分布在中国、俄罗斯、突厥斯坦的地产、房产更多达一个版面。
毫不犹豫的说，眼前这位爷绝对是旷世富豪，即便欧美最富有的家族在其面前都逊色数分。而且他的财富仍然在不断的增加，即便他本人并没有这个意愿，但是他或公司名下的十三家投资基金，却仍然不停的进行风险投资，回报就是一家又一家企业的股份，最后他的财产仍在不断的增加。
一个第一夫人、两个准夫人、两位公子、两位小姐，名下都有大量企业，企业大都是总理作为 “礼物”送给家人的。夫人名下有一家会计事务所，几乎没有任何业务，唯一工作就是为中国第一家庭理财。第一家庭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建立了十数家慈善基金会，每年用数亿元去帮助穷人以及需要帮助者，但又有什么本质上的意义。
“呵呵！这个……”宋子文的指责让司马尴尬的笑笑，自己有多少钱？还真不知道。家里管帐的是婉云，自己的财富在过去二十年间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过去为了扶持国内实业发展，通过金城银行贷款以及贷款转股份的方式拥有股份，自己名下的投资公司亦不断向企业注资换取股份，最终在自己名下形成异常复杂的财产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名下有多少企业，就像因大罢工闻名全国的淮南路矿公司，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持有5。2％股份，而自己名下的金城银行同样持有淮南路矿公司股份。
“但这些年我只是象征性的每年拿一块钱工资。”心里想，但司马嘴上却没有说，无论如何辩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社会财富的确存在分布不公现象，自己就是明证。 “子文，你对此有什么看法？”他既然提到问题，肯定意有所指，绝不会像国会反对党一样，时不时借口自己名下的企业，打击自己 “损公肥私”。
“劫富济贫”宋子文直言不讳，司马颇感兴趣，劫富济贫，有点意思。 “总理，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源自共和三年北方政府制定的《所得税条例》，但真正实施是共和九年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原因是财政赤字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浩繁。个税从共和十年起，即为中央税收支柱，占税收51％左右，所得税支撑着中国，支撑国家完成工业化、打败日本，成为了强国。”
宋子文提到所得税时，司马得意洋洋。推行个税是自己第一个执政任期内除去国家统一、制定宪法、军队国家化外，最值得自豪的一项成就，自己一举减免了农商业苛捐杂税，让四亿农民和工商业者交口称赞，农民甚至为自己立了长生牌坊。但在中央政府开支天文数字般增加的时候，减税等于自杀，自己一方面减税，一方面说服各地议员、代表，在制定宪法时，将所得税征征收列入宪法，毕竟自己一直鼓吹所得税为良税。
“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并征收所得税，所得税收入不按比例分配于各省，也不必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统计。”这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从共和十年起，个人所得税就支撑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府面对税种大幅减少、农业税免征的情况，政府税收只增不减。
但在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一帆风顺。共和十年开征所得税时，因以家庭为征收单位，使其直接涉及到九千万个家庭，除去识字率直接影响报税之外，逃税、避税、抗税在十五年前时有发生，尤其城市之中，拒绝申报所得税的家庭比例曾达到25％，甚至更高。
最初几年，法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所得税征收案件，很多人被判社区服务或判刑，对比鲜明的是，收入处于最下层的农民报税非常自觉，他们潜意识中把交纳所得税，当成对政府免除农业税和诸多苛捐杂税的回报。直到下层民众当年六月得到全额退税，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政府称所得税为良税，简而言之，所得税是拨富人毛，贴补穷人孩子上学、看病、养老。
而且所得税对根治腐败起到很好的作用，一直以来政府官员都要定期公布收入和纳税证明，总统、总理也不例外，让公众监督。由于收入和纳税同时公示，当公众发现公务员的收入、纳税与其消费不相符时，即可举报。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偷税、收入来源不明都是犯法。
“公示”的警戒作用就像 “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公务员做任何事都有人民监督，要为自己的不规行为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代价。腐败或许没能得到根除，但却因所得税的征收得到惩治。
“总理，单就所得税征收，就在中国形成了 “领薪就纳税”制度，更能增进公民意识。因为国家所有开支都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时使政府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只是公民出资雇佣的员工。
最重要的是，个税起到财富二次再分配作用，虽然对所有有收入的人征税，但由于实行多税级累进税率，让低收入者少纳税，高收入者多纳税，以此弥合第一次分配差距。由此可见，当年总理您在提出所得税时，是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压力。”
宋子文不声不响的吹捧了一下总理，马屁是要有技巧的，总理脸上果不其然的流露出得意之色。尽管当时身在美国，但宋子文也知道，当年总理高呼：所得税是良税，所得税是公民意识的显现等种种美好言辞，说服议员和代表，最终让他们脑子一热，把个税征收写进了宪法，成为中央政府的税收支柱。
“提高个税！”宋子文的意图呼之欲出，宋子文喝口茶，接着说， “尽管所得税成为税收支柱，但，总理，一直以来所得税都没有作为一项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来使用，我们应该制定以所得税政策为主的税收政策，才能将其作为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备选工具之一，以供政府实施了 “补偿性”财政政策。”